在同一个时期，象征人类学（symbolic anthropology）也在西方人类学中得到了特别关注。尽管象征人类学家不乏有将象征与知识相提并论的做法，但象征人类学的主要启发来自于年鉴派社会学的宗教—仪式理论、结构人类学的符号理论和解释社会学的文化理论，其集中关注的焦点依然是社会构成原理。在对象征的研究中，有的人类学家将象征当成社会体系的核心内容来研究，主张象征是社会的观念形态，从一个接近于意识形态的方式，扭曲地表达、强化或创造着社会结构；有的将象征与日常生活的仪式联系起来，认为它们是潜在于实践中的道德伦理界线，社会通过它们维持着自身的秩序；有的将象征当成是涵括社会结构（不为社会结构所决定）的文化体系，既是社会生活的观念形态又是社会生活的浓缩形态（condensed form）。

意识形态的阵营对垒，造就了世界性的政治分化。在西方，人类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形成的人文价值观得到了进一步开拓。而在非西方，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潮流。以中国人类学为例，到了50年代，因政治原因，“人类学”这三个字遭到禁用，之前积累的现代派人类学知识20世纪20～40年代，人类学在中国更经历了时代转变。50年代以前的中国人类学，在西学与国学之间寻找连接点，中国人类学家引进西学，创建自己的学问，将主要是研究“他者”的西方人类学改造为研究国内的“他者”（主要是乡村社会与少数民族）的人类学，并因地区差异而形成学术风格差异。，被放置于重新获得正统地位的进化论民族学之下，此前奠定的多元学科基础则在先后服务于“民族识别” 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过程中渐渐为一元化的“民族研究”所替代。80年代以来，耗费大量精力复兴人类学的中国学者，对于学科的定义与定位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或固守50年代的政治主张，或急迫地想一下子跳出无知，直接飞入西方人类学的所谓“前沿”（如“后现代主义”），是我们时代人类学家表现出的两种最常见姿态。50年代的“正统”，不必赘述然而，无论论者的观点为何，有一点似不能忘记——20世纪50年代的“正统”，恰是政治生活的直接“衍生物”，也因此，相比于20世纪20～40年代早期中国人类学的营建者为我们留下的学术遗产更缺乏“反迎合”与“批评”的格调。20～40年代的“遗产”，主要内涵是什么？——对人的社会与文化进行社会科学的探究，是它的“核心”。如同欧美人类学，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人类学，在为学风格上，有的倾向于社会人类学，有的倾向于文化人类学；在某些阶段，这两种学科称谓又被赋予时代性的内涵（如边疆研究与民族学）。，而所谓“前沿”是什么则值得一说。

在我看来，所谓“前沿”，与7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发生的重大变化有关。此前20多年间人类学内部产生的学派并立的局面得以持续。同时，对既有理论的反思，对世界格局的新认识，也催生了新的人类学理论。人类学著述中一度隐含的、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支配的反思，到70年代初期得到了直白的表述。西方人类学与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对于人类学认识的影响，引起了不少西方人类学家（包括在西方受过学科训练、从事学科教学科研工作的非西方移民人类学家）的充分关注。马克思主义从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提炼出来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也为人类学家深化其对世界格局的理解提供了重要参考。在知识论方面，对于知识、话语、权力之间关系的揭示，以及对于西方社会科学知识论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谱系的研究，共同推进了人类学学科理念的再思考。

在这样的条件下，西方人类学研究者不再满足局限于个别群体、个别地区、个别文化的民族志研究。西方人类学家越来越感到，自从15世纪以来，被西方人类学当成研究对象的非西方人类共同体、地方、宇宙观形态，已被纳入了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并在这个体系中处在边缘地位。怎样在人类学著述中真实地体现世界格局的中心—边缘关系？这成为诸多西方人类学作品试图回答的问题。将人类学回归世界政治经济关系的历史分析，成为西方人类学的潮流。更多人类学家主张在坚持人类学的民族志传统的基础上，汲取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养分，使民族志撰述双向地反映处在边缘地位的非西方人类共同体、地方、宇宙观形态的现代命运与不断扩张的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势力的世界性影响。

与此同时，西方人类学家对于自己的工作方式所包含的世界性紧张关系，也展开了深入的反思。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学科以跨文化交流为己任，但与被他们跨越的文化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文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是怎样生成的？当今支配西方文化的政治经济学前提为何？怎样在跨文化研究时保持人类学家的“文化良知”？什么是人类学的“文化良知”？这些问题被提到人类学讨论的日程上来了。在讨论过程中，西方人类学家一度深陷于难以自拔的“知识政治学忏悔”之中，以为西方霸权的“忏悔”能自动地促成“文化良知”的发现。在这方面，“后现代主义”的种种论述是典型的表现。“后现代主义”促使人类学家对自己的学科提供的叙述框架进行了解剖，在此基础上，又促使人类学家看到自己从事的“人的科学”的“非科学性”（如权力性与意识形态性）。为了揭开人类学的“科学面纱”，部分西方人类学家试图将人类学回归于人文学，从文学、文化研究、文化批评、艺术等门类中汲取养分，重新滋养处于“哲学贫困”中的人类学。这一做法的确为人类学在思想和文本形式方面的“百花齐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将人类学纳入到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的反思中，也使部分西方人类学家将学科推回到西方观念、政治经济体系和世界霸权的重复论证中去了。俨然成为西方人类学“前沿”的那些“后现代论述”，给世界人类学带来了深刻影响。这些论述对于西方近代思想与世界活动的批判，诱使不少第三世界人类学家投身于效法它们的话语的努力中。“后现代论述”是一种“仁义”，还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西方人类学内部争论不休。身处新时代的中国人类学家是否可以借反思性和批判性极强的“后现代论述”来重新定位自身，使自己卸去知识现代性带给非西方世界的沉重负担？西方学术内部的自我反思是否足以充当非西方学术确立自身自主地位的基础？种种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六、遭遇“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