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从“没有统治者的部落”到“剧场国家”

古迪（Jack Goody）在追忆其所亲历的英国人类学的转变时说过以下一段话：

涂尔干的事业，对于人类学家界定其问题意识，无疑起到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不仅来自埃文思?普里查德本人，而且也来自那些受牛津大学训练的学者以及诸如福忒思、格拉克曼（Max Gluckman，1911～1975）、斯瑞尼瓦斯（Srinivas，1916～1999）等较年长的学者，这些人与杜蒙一样，曾担任该大学的教员。除了其他诸多途径以外，涂尔干的影响体现为对于政治—法权体系，尤其是裂变体系的关注……在没有集权的条件下，秩序如何被维系？这个主题不仅具有历史的和比较的旨趣，它还涉及社会组织的另类形式的本质问题。另类形式是战后气氛中产生的诸多关怀的一种，它特别是在公社、垦顿村（kibbutzim）及其他“社会主义”实验中十分引人注目。埃文思?普里查德对于努尔人的研究，实属这一问题意识的经典表述，这一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已部分发表，后来于1940年以专著形式出版。有人认为，殖民地政府有意让人类学者来研究这群人，以达到控制这个族群的目的。诸如此类的族群对于一些集权政府确实都是一个谜，这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但是，对于人类学者来说，这些族群的魅力与此十分不同……人类学者为他们所吸引，部分是因为涂尔干以后理论的进步引起的，部分则是因为他们在“没有统治者的部落”（tribes without rulers）中看到了某种有价值的东西。Jack Goody, The Expansive Moment: Anthropology in Britain and Africa, 1918～19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88～89.

古迪指出，社会学年鉴派对于牛津大学人类学有巨大影响，但这个来自法兰西的学派却也在20世纪30～40年代得到英国人类学家的修正。继拉德克利夫?布朗之后，埃文思?普里查德再度将英国人类学纳入涂尔干的社会学视野中，且使英国人类学有了一种“学术创新”与“政治觉悟”。

20世纪前期，英国人类学与殖民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它却又是富有政治良知的；这一政治良知，表达为其对“没有统治者的部落”的价值的思考，而“没有统治者的部落”，又指埃文思?普里查德眼中的“有秩序的无政府状态”亦见John Middleton & David Tait, eds., Tribes without Ruler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8, p.89。。

“没有统治者的部落”或“有秩序的无政府状态”之意象，出现于特定时代，与西方人类学家对于遥远的“好社会”的向往有着密切关系Ernest Gellner, Culture, Identit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48.。古迪将被后人称为“政治人类学”（political anthropology）的那些研究，与一个与战争相关的特殊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相联系；他这样做，有其根据。

有社会学家指出，70年前，在欧洲政治舞台上，国家开始展演其在社会生活中空前重要的角色。“全权式统治”（totalitarianist rule）在德国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号召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种表面上与现代民主政体格格不入的体制，并非是纳粹的独创。“当代世界没有哪一类国家能与潜在的极权统治完全绝缘。”Anthony Giddens,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Polity,1985, p.302.“全权式统治”，不过是一系列以欧洲为中心、但具有全球范围后果的政治体制发展的后果，这一系列发展与世界经济体系和商品流动方式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是基于19世纪后期以来得以大幅度发展的暴力统治手法。19世纪后期，西方工业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与此同时，西方主要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促使国家控制的军事力量得以工业化。基于工业化的暴力手段，西方开始了大规模的殖民战争，对非西方社会进行掠夺与侵略，并在相互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且互认主权的“国际关系”。在这样的国际条件下，西方各国在国内推崇“公民意识”和“民族觉悟”，形成了政权—公民二位一体的意识形态，使作为社会主体的公民直接参与到作为民族的国家的政治事务中，进而使维护国家和公民利益成为发达工业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内部绥靖和对外战争的理由。此时，“用来鼓动极权统治的目标会与民族主义强烈地搅合在一起，因为民族主义情绪提供了基本的意识形态手段，把原本可能分崩离析的人口团结在一起。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在于确保极权主义之‘极’的一面，因为它携带着它自己的‘象征历史性’，为人民提供了一个神秘的来源，也为人民提供了一个为之奋斗的共同的未来归宿。”Ibid., p.303.随之，西方蜕变为侧重依赖国家主义来进行内部绥靖的政体，在对外关系上，国家之间在竞争中分出胜负，却仍旧如19世纪那样，依赖着军事力量的工业化。于是，无论是采取民主主义，还是采取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为意识形态，国家都倾向于利用民族主义理想来宣扬它的救世大业、排外性，甚至侵略性Ibid., p.302.。20世纪民族国家的高度发达，意味着国家对于社会和个人的监控能力的极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