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文思·普里查德并非游群研究家，其经典，是对处于部落社会形态中的努尔人的研究E.E.Evans·Pritchard, The Nuer, Clare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0.，这项研究虽则不见得能如游群研究那样“立场鲜明”，但却一向被尊为是部落人类学研究的最高典范。

埃氏的《努尔人》，是我们了解部落政治体制及人类学对它的表述的主要依据。努尔人是一个有大约20万人的部落，他们生活在东非的沼泽地和热带大草原上。在努尔当中大约有20个氏族，氏族是父系的，又分裂为世系群，世系群还有进一步的分支。一个氏族被分为一些最大的世系群，最大的世系群分为较大世系群，较大世系群又分为较小世系群，较小世系群又分为最小世系群。埃文思·普里查德将努尔人的政治体制，放在一个比政治更广阔的视野中考察。他首先指出，努尔部落政治体制，是在这个部落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情景中存在着的。努尔人从事游牧、捕鱼及园艺的生活，牧牛对于这个部落中的人们有着关键的意义。努尔地区地势平坦，有粘土性土壤，稀疏、纤细的丛林，在雨季里，该地区布满高高的杂草，横穿着一些一年一发洪水的大河流，该季节分雨季和旱季，是一个洪旱分明的环境系统。随着季节的变化，努尔人在高山与草地之间往返迁移。努尔人生活方式如此，则其社会结构亦有季节特性，其人群随季节之变，出现集中与分散之别，最终构成分散与联合不断轮替的结构特征。埃文思·普里查德集中考察努尔人的政治生活，他指出，他们没有政府，也没有法律，一切被欧洲人理解为“政治”的问题，都是在社会关系体系中得到处理。固然，努尔人中有可谓“政治关系”的东西，但这些关系是与部落的血缘和地缘组织不可分离的。努尔人的政治关系，实质为部落及其分支之间的地缘关系，这一关系，不同于近代国家，全能国家自上而下统治社会，而部落及其分支的关系是横式的，是对抗与融合的“辩证法”。部落是努尔人最大的政治群体，部落裂变为一级、二级、三级分支，三级分支，实为由数个村落构成的共同体。作为最小政治单位，村落没有政府和法律，关系却井然有序。各级分支之间有矛盾，有世仇，但这些矛盾，都由一些特殊人物（如豹皮酋长、预言家之类）处理。这些特殊人物，不同于近代欧洲的政治家，他们不拥有任何政治权力与权威，而无非是在人们的眼中，有某些神圣感和魅力。这些人物多为仪式专家，它们起调节群体之间关系的作用。政治体制如此“非集权”的努尔人，有高度发达的亲属结构和年龄组制度，它们围绕着亲属关系与“辈分”，形成一个严密的组织体系，对于分裂与统一萨林斯也探讨过分支世系制这种政治组织形式发生作用的方式，他认为，分支是部落成长的正常过程，是暂时统一分裂的部落借以参加一个特定行动的社会手段，是不能维持固定政治结构的部落的“政治代用品”（Marshall Sahlins, “The segmentary lineage: An organization of predatory expans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3[3], pp.332～345）。，采取全然不同于现代人的看法，他们不认为统一是以分裂的消灭为前提的，而是认为，相互对立，是达成社会整合的前提。总之，努尔人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形成对立统一混合的政治体制，以此平衡社会关系，在没有统治者的情况下，组成一个有秩序却不乏活力的社会。

《努尔人》一书“操练”了人类学家在亲属制度研究中对于人与他人、人与物之间关系的强调。在埃文思·普里查德笔下，人通过生态性和社会性的时间节律，与人之外的物的世界构成关系，这一关系，对于努尔人社会结构形态有着重大影响。在这个接近生态状况的前提条件下，努尔人围绕血缘、地缘与“年龄组”构筑起来的“自然社会”呈现在我们面前。在埃文思·普里查德看来，这个由地区性的人与他人之关系构成的“自然社会”，背负着努尔部落政治的使命。如果说，对于涂尔干而言，国家乃是社会培育出来为自身服务的机构，那么，对于埃文思·普里查德而言，社会自身可以有自然而然的政治生活，它无需培育出国家机构，便有了自身的秩序与动态。在埃氏看来，人类学家要理解这一秩序与动态，有必要预先理解它的自然属性，因为正是未曾摆脱自然节律的规范的社会，与近代集权国家构成了鲜明的差异。由此，埃文思·普里查德的脑海中，浮现着一条历史的途径：古代君主国家通过建立统治者与神之间的关系，切断社会与物的世界的关系，而近代集权国家，则在切断统治者与神之间的关系中，有意或无意地塑造出了统治者在“世俗”政治生活中的“至上神”形象。

二、权威、权力与比较政治学的终结

20世纪40～60年代，集权与无集权政治体制的比较，是政治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在英国，这一分析在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的著作中广泛流传。在美国，新进化论出现后，社会结构和国家进化的研究也采用了类似的分类方法。Morton H.Fried,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从政治体制的比较研究中，政治人类学家延伸出了两种不同解释。美国人类学界把非集权型和集权型政治体系包含的诸种类型纳入社会组织与国家进化的时间序列，以游群—部落—酋邦—国家为线索，论述国家起源的历史轨迹。而英国人类学界则主张将不同政治体制视作在同一时间存在于不同空间的不同体制。对于政治体制是否存在历史时间先后顺序，英美人类学家之间存在分歧，但双方却都把游群、部落、酋邦当成与现代文明中的国家构成反差的另类体制，都基于政治体制的同一分类表，展开比较政治学的研究。

在求索另类制度模式中，人类学家培养出一种具有高度反思性的“政治觉悟”，有了这一“觉悟”，政治人类学家在思想上与当时的“主流观点”格格不入，成为带有某种“无政府主义”调调的学究。不过，这绝非意味着致力于政治研究事业的人类学家，就此可被誉为出世而清高的“道家”。

在诸如埃文思·普里查德《努尔人》之类的作品中，我们确能看到某种接近于道家“物论”的因素，但这一“物论”，并不全来自人类学家个人的“内炼”；人类学家对于非集权政治的兴趣，与当时欧洲殖民统治模式的变动，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

早在埃文思·普里查德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红火一时的年代里，为了改善殖民地文化关系，使殖民统治“长治久安”，殖民宗主国就已开始资助人类学家进行“土著文化”研究Bronislaw Malinowski, 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 An Inquiry into Race Relations in Afr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5.。殖民宗主国的这一新态度，为人类学家阐述非西方风俗习惯和社会制度的合理性提供了“许可证”。此后，人类学与新殖民主义文化观之间便存在着微妙关系，这一关系，也在一代政治人类学家的论述中得到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