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厘大约从1759年起归属于荷属东印度的一部分，而1906年该岛东部被入侵之后，巴厘又成为荷兰帝国的一部分。然而，格尔兹认为，19世纪的巴厘国家始终带有本土的结构特点，尽管与任何社会制度一样，在过去几个世纪里经历了变化，但它的这种变化是缓慢的、微小的。所谓“巴厘剧场国家”指的是与国家的文化基础有关的、关于超地方政治的三个本土观念：示范中心教条（the doctrine of the exemplary center）、地位下降观念（the concept of sinking status）、政治的表现观念（the expressive conception of politics）。所有这些本土观念，综合起来使巴厘人相信，统治的主要工具作用不是行政管理术，而是作为戏剧艺术的表演。

示范中心教条属于一种关于君权的基础和性质的理论。在此教条下，王都是超自然秩序的缩影及政治秩序的物化体现，它不仅是这个国家的核心、引擎或者支点，它本身就是国家。这种把王都等同于王土的做法，不仅仅是一个暂时的隐喻，这是对一种政治统治观念的陈述：即仅通过提供一个模型、一个典范、一个文明生活的完美图像，朝廷把自己周围的世界塑造得至少和自己大致一样完美。因而，宫廷的仪式生活，以及事实上的整个宫廷生活，具有示范性，并不仅仅是社会秩序的反映。就像祭司们声称的那样，它所反映的，是超自然秩序，“永恒的印度诸神世界”，人类应当严格根据自己的相应地位，从中寻找遵循的生活模式。都城的迁移（爪哇贵族，披金戴银，被派到那里去居住）是一个文明的迁移，正是通过反映神圣秩序，王朝的建立也是人类秩序的建立。巴厘人对于他们政治历史的观念，不像美国人那样表现为从原来的多样性形成集权的图景，而是从原来的集权离析为不断增长的多样性。这不是坚定地向着美好社会前进，而是一个尽善尽美的古典模型的逐渐隐退。这种隐退被认为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转移而发生的。

示范中心教条引起一个结果，即具有不同程度的实际自治和有效权力的“帝国”叠罗汉：巴厘的主要君主把最高君主放在他们肩膀上，自己又站在所属地位是延伸而来（就像他们自己的地位是从最高君主那里延伸出来的一样）的那些人的肩膀上。

爪哇带来的浓缩魅力向不断减小的中心传播，而它的光彩却未增强而是趋于减弱。整个图景呈现出地位和精神力量的总衰落。衰落不仅是指那些从统治阶级的中心偏移的环线，而且也是指随着那些环线偏移产生的中心的衰落。一度集权的巴厘国家的示范力量，随着边缘的弱化，从心脏内部削弱下来。然而，巴厘人并没有被感觉到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衰败，注定要从黄金时代没落。对于巴厘人来说，这种没落是历史的偶然事件所致，而不是非要这样发生不可。因而，人们的努力，尤其是他们的精神领导人和政治领导人的努力，既不应当被引向逆转它，也不应当引向颂扬它，而是应当引向消除它，立即尽最大的力量，生动地直接再现格勒格勒和马贾帕希特的人们在他们那个时代曾用来指导生活的文化范式。

格尔兹认为，在整个已知历史上，巴厘国家的表现性质，并不总是指向专制，甚至也不总是有条不紊地指向治理，而是指向场面、仪式，指向以戏剧公开表现巴厘文化所迷恋的主旨：社会不平等和地位荣耀。

因而，“戏剧国家”的含义是：

国王和王子是演员，祭司是导演，农民是配角、舞台工作人员和观众。宏大的火葬、锉牙、寺庙落成典礼、朝圣和血祭，动员成百上千的民众和大量的财富，它们不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它们是目的本身，它们是国家的目的。宫廷仪式体系是宫廷政治的动力。民众仪式不是支持国家的手段；国家是上演民众仪式的手段。统治，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操演。仪式不是形式，而是内容。权力为盛况服务，而不是盛况为权力服务。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pp.334～335.

与埃文思·普里查德眼中的努尔人一样，格尔兹眼中的巴厘国家具有的权威结构的主要点在于：它远非趋向集权化，而是竭力趋向分权化。首先，精英本身不是一个有组织的统治阶级，而是一群竞争激烈的君主或毋宁说是君主候选人。其次，地方村落、继嗣群、寺众、社团，都十分独立自主，十分珍惜他们的权力，像裂变组织一样互相提防，也提防国家。再次，国家和地方社会公共机构综合体之间的结构联系，本身就是多样化和互不协调的。此外，巴厘的超地方政治组织不属于分层组织清晰、彼此间界线分明、跨越明确划分的边界发生“外交关系”的君主国家，更不属于由任何一个专制君主下的“单一中心的国家机器”统治，它存在于一个广大领域内极不相同的诸多政治联系，在整个景观的战略要点上集结成为不同大小的节点和固着点，然后又分散出去，以奇妙的卷绕方式，使它们在事实上全部互相连接起来。在这个复杂多变的领域内，各个点上的斗争是为了争夺人、这些人的服从、他们的支持和他们的个人效忠，而不是为了争夺土地。政治权力不体现在财产上，而体现在人身上，是为了积累声誉，而不是为了积累土地。各个小君主国之间的分歧，其实从不涉及领土问题，而是涉及互相地位的微妙问题，更常见的是为了国家仪式或战争（实际上是一回事），而动员某些群体甚至某些人的权力问题。

在格尔兹描述的文化定式中，19世纪的巴厘政治处于国家仪式的向心力和国家结构的离心力的双重压力之下。一方面，存在这个或者那个君主领导下的民众仪式的统一效果；另一方面，被看作是一种具体的社会制度、一套权力体系、本身由数十个独立或半独立或部分独立的统治者组成的政体，具有内在的分散和分支的性质。也就是说，文化因素自上而下自中心向外，权力因素自下而上自边缘向里，示范统治者所希望达到的范围越大，支持它的政治结构就越脆弱。这些君主受到至上表现性国家的文化理想驱使，不断努力拓展他们的能力，动员举行更大、更壮观仪式的人力和物力，调用举行这些仪式的更大、更壮观的庙宇和宫殿。

在格尔兹看来，巴厘的剧场国家，隐含了政治文化解释的双重意义：(1)对于反思西方权力与国家观念而言，这种国家使人类学者更清晰地看清了他们的社会所实践的文化体系的实质；(2)对于解释非西方新兴民族国家而言，它又提供了具有深刻的现实色彩的理解途径。

在西方文化中，权力一直被定义为作出约束他人决定的能力，强制是权力的表现，暴力是权力的根基，而统治是权力的目的。这样定义的权力，可以上溯到16世纪，而这一术语循环圈及相关术语如控制、命令、力量与服从等，将政治权力定义为社会行为的领域。剧场国家的存在和理解为人类学者指出，这种西方本土的权力观点是偏颇的，是对历史经验进行阐释的特定传统的产物，是一个经过推广的、经由社会方式建构起来的假象。针对于此，剧场国家的整个描述，意在进行一种解读：“巴厘政治，一如其他任何一种政治，包括我们自己的政治，是象征行动，但这并非是在暗示说，它全部是观念性的，或它全部由舞蹈和焚香组成。此处考察过的政治诸方面——典范庆典、模型—副本型等级级序、展示性竞争及偶像式王权；组织的多元主义、特定的忠诚、分散化权威及联邦型统治——构筑了一个现实世界，一如这一岛屿本身那样紧凑、细密。经由这一现实世界而寻找到其方式的人们（还有作为配偶、情妇和特权筹码的女人）——建造宫殿、起草协议、抽收租金、租赁商业、通婚、排解冲突、投资于庙宇、建立火葬堆、主持宴会及映照诸神——通过他们所拥有的方式追索他们能够构想的终极之物。剧场国家上演的戏剧，以及对它们本身的模仿，在其终极意义上，既非幻象亦非谎言，既非股掌伎俩亦非骗术。它们就是那曾经存在过的。”Geertz, Negara, p.136.基于这样的反省，格尔兹像20世纪40～50年代的非洲政治体制研究者一样，看到了与西方民族国家的全权主义统治形成反差的一个替代性模式。巴厘剧场国家的材料，支持了关于传统政体的分支国家概念（segmentary states），这个概念认为，构成这些传统政体的，是被可望而不可即的辉煌象征环绕起来的不稳定的权力金字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