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格尔兹而言，剧场国家的图景，显然并非历史的久远过去。不可否认，随着传统国家的“文化装置”（如细致的神话、周密的仪式、精致的礼俗）之解体，剧场国家将被一个抽象得多、更具意愿以及在正式意义上涉及政治属性和目的的更加理性化的一组观念所替代。然而，新兴国家的平民政治家或军方政治家们虽是彻头彻尾的极端现代化激进分子，但却更经常为古老的文化精神所困扰。准确地分析过去的政治对于现在的政治的意识形态影响，尤为重要。

在格尔兹看来，并不存在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简单进化过程。任何变化都是曲折的、间歇性的、不规则的，有时趋向于传统，有时又背离于传统。不少关于现代化的分析均始于这样一种假设，即：现代化就是用外来的取代本土的，用现代的取代以往的。但是，发展进步所呈现出的曲线是无法套入那些有关发展的精妙公式的。这一不可否认（虽然常常被人否认）的事实，使得那些关于现代化的分析很难成立。人们越来越趋向于这样一个双重目标：既保留自己的传统，又跟上时间的步伐。这种情况不独印度尼西亚为然，整个第三世界，乃至整个世界，也都是如此。文化上的保守性和政治上的激进性紧密地结合在新兴国家民族主义的中枢神经之中。

从本土社会走出来的新兴国家的异质性，与现代政治思想的异质性相互发生作用，形成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层次性：在某一层次上，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即，认为必须全民致力于现代化的事业中，同时也必须全民坚持传统精髓；而在另一层次上，又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分歧。到底应该从哪个方向向现代化进发？传统的精髓又为何物？问题时常导致困惑与争论。以上两个层次相互制约。国家独立之后，社会精英和社会活跃层面在这些路线问题上完全分裂了，社会重组为一些相互对立的精神派别，各自所关注的，不仅是如何治理国家，而且还是如何界定国家，随之，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也出现了。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pp.311～326.

格尔兹从20世纪60～70年代末从事的剧场国家政治的研究，富有预见性地反映了后殖民主义时代东西方关系和世界政治格局的人类学观察。从一定意义上说，他的文化解释延续了20世纪40～50年代政治人类学对于传统非集权政治体制的反思性运用，体现了人类学对于西方民族国家全权统治的反思。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项解释没有避开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共同问题，而更具有现实主义态度地洞察了80年代以后引起广泛关注的文化认同、政治合法性、民族主义与现代性等诸多相互关联的现象。

1983年出版的社会史论文集《传统之发明》Eric Hobsbawm &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及人类学家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Benedict Anderson, The Imagined Community, London: Verso, 1983.，再度提出了传统与现代性、民族主义与国家的论题，其运用的解释并没有超出格尔兹的“剧场国家”理论。之所以如此，也许是因为格尔兹是在“有秩序的无政府状态”的幻灭后，比较现实地论述了世界政治格局的文化背景，也比较富有魅力地（但不无自相矛盾地）重新燃起了政治人类学对于政治的文化批评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讲，剧场国家表达的政治人类学情结，既是现代民族国家全权统治的反讽式隐喻，也是这个隐喻的现实处境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