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是说“礼治秩序”观点毫无“中国特色”；事实上，这一观点在有着西学基础之同时，又可谓是一幅别样的中国社会风景画。

在费孝通的文本中，西学的“制裁”、“正—负”、“正式—非正式”之类的概念没有什么位子；相反，“礼”、“习惯”、“传统”、“乡土”这些概念频繁出现。当西方人类学家致力于强调“制裁”及区分正式与非正式“法律”之时，费孝通却用更为“中性”的词汇如“约束”来替代“制裁”（虽则西方人类学家也极力赋予“制裁”正面与负面的性质，并极其追求定义的中性化，但这个概念在费孝通那里还是没有被接受），同时，用“现代都市社会”与“乡土社会”来替代“正式”与“非正式”。“制裁”是针对社会整体对于个人的压力而言的，这个字眼虽被镀上社会学的金，但在本质上却是费孝通所批评的“个人平等主义”，它将个体与整体两分。而费孝通所追求的与此不同，那是一种更为整体的“中国社会结构”的理论。而当我们看到费孝通悄悄地用“现代都市社会”与“乡土社会”的区分替代了“正式”与“非正式”的区分时，也应当看到，这个替代模式，模糊了西学设定的那些文化界线，淡化了“非正式”这个概念潜在的文化偏见——说部落与乡民社会的“制裁”是“非正式的”，就如同是在说英国工人阶级底层的“生活方式”是“非正规的”一样。

无疑，费孝通的论述与20世纪30年代他的老师吴文藻的乡村社会学设想有关。崇尚“社会学中国化”的吴文藻，曾于1933年出版的《派克社会学论文集》的“导言”中，阐述了在中国开拓乡村社会学视野的主张。他深知，派克的专长是都市与种族关系研究，有关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视野，派克的理解是远比乡村研究要广泛得多的——如吴文藻自己介绍的，他建议的研究方向，包括“都市生活、殖民社会、边疆民族以及海外华侨等问题”吴文藻：“导言”，见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编：《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13页。，但吴文藻强调的却是，在中国展开社会学研究，重点应在乡村。吴文藻的社会学主张，不仅侧重于乡村研究这方面，而且还认为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的都市研究，为中国社会学研究者研究自己的社会提供了一面中国学者反观自己社会的好镜子，他罗列了美国都市社会与中国乡村社会之间差异的若干要点，说相比于交通、人口流动、工商业发达、社会分工明晰、国家体制发达、利益群体发育完整、理性主义的法治与政治高度制度化、科学的自然主义观点占据主流、进取的社会观广泛普及的“美国现代都市社会”，中国乡村社会交通不便、安土重迁、以农为主、分工简陋、血亲关系密切、重感情而不重利益、法术与神圣的眼光依旧普遍、社会观保守。同上，13～14页。这个对于城乡加以比较的社会学，在费孝通的著作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费孝通在论述到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时，用“现代都市社会”来替代以法治为特征的“正式的”现代法治，用“乡土社会”来替代“非正式”的传统“秩序”，他之所以有这一做法，原因显然是他曾师从吴文藻。

人们兴许会欢呼“礼治秩序”观点所含有的“社会学中国化”因素之存在，而我则对之有着双重态度。一方面，“礼治秩序”这个来自古代中国的观点曾通过间接途径（法国学者葛兰言的论述）影响到拉德克利夫·布朗，其“中国性”是确实存在的，与此同时，这个观点又通过拉德克利夫·布朗等影响到费孝通，作为“舶来的中国性”，对于中国社会学起到“国际化”作用。这个互相影响的过程，表明“社会学中国化”这个说法是有其所指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不能不对这一“中国化”这一因素保持着特殊的警惕。于我看，“现代都市社会”与“乡土社会”这个对子，即使是“中国化”的产物，也绝非是解决“正式”与“非正式”这个对子带有的“现代”与“传统”二元史观问题的好办法。尖刻一点说，西式的“正式”与“非正式”之分，可被视为是新殖民主义背景下殖民政府的“法治”与被殖民地部落“风俗”之间地位差异在学术概念上的反映——深想一下，在殖民征服未进入殖民地之前，非洲部落的那些“风俗”哪些是“非正式的”？假如如此质疑可以接受，那么，我们似乎又可以“如法炮制”，将之施加于“现代都市社会”与“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对子上——19世纪中叶之前，“现代都市社会”这个体制与概念尚未进入中国，在此之前，“现代都市社会”与“乡土社会”这个对子显然是不存在于当时的“历史现场”的；也就是说，这个对子不过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状况”的一个反映。

那么，古代“历史现场”中的中国，是否是一个与“现代都市社会”形成如此鲜明反差的“乡土社会”？如果说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完整的“中国社会结构”，那么，那个“社会结构”是否是可以与“现代都市社会”作对比的形态？

19世纪以来的文化断裂，显然是“乡土社会”概念出现的背景。

对于19世纪中叶之前传统中国的秩序及其在此后产生的断裂，吴文藻是有强烈反应的。五四运动之后，文化断裂的进一步加深，也给吴文藻带来不少担忧，也因为此，他认定，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有紧迫地记录“转型社会”的使命。他说：

从五四运动起，思想的革命已引起了一般的“社会不安”，而自国民革命以来，社会紊乱的现象，几乎遍及全国，同时社会变迁的速率日益激增，形成了中国空前未有的局势。在这一个变动猛烈的、新旧交替的时节，若不及时去观察、记录、研究，则这一去不复返的眼前实况，这代表过渡时期的现代史料，就会永远遗失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吴文藻：“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见其《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149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

在吴文藻看来，通过深入细致的社区调查，理解遗留于乡间的旧礼教（包括被费孝通称为“礼治秩序”的东西），对于减少文化断裂的破坏性影响极为重要：

现在大学生所受的教育，其内容是促进中国欧美化和现代化的，其结果是使我们与本国的传统精神愈离愈远。事实上我们对于固有的文化，已缺乏正当认识，我们的意识中，已铸下了历史的中断。但是还有前辈长老，留存于民间，他们是生长于固有文化中的，他们的人格，是旧礼教的典型。从他们的实际生活中，可以了解民风礼俗的功能，社会结构的基础。从他们的态度、意见、言语、行动，以及一切活的表示，可以明白因袭的心理和传统的精神。不幸这一辈的人，有的已届天年，不久将与世长辞；有的也已失却了顺应新环境的能力，正在社会淘汰之列。我们如不急起直追，向此辈人采风问俗，则势必永无利用此种机会的一日，所以为保留这一部分口述的传统，实地的社区研究，自有它的重大的使命。吴文藻：“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见其《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149～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