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穿着教化式的“敬惜字纸”仪式与道教式的符箓—字灰治疗方法，显然还是文字的巫术力量；如果说这种力量是一种“手段”，那么，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既可被用于攫取权力又被用于克服不公正、灾异、病痛，及想象美好生活的“手段”；作为一种“技术”的成果，它自身有力量，其力量的施展固然会得到其他力量的参与，但这一力量本身的存在，是其施展的前提。文字虽然是人为的、为人的，但一旦文字起到“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的作用，则文字自身获得了生命与生命的力量，成为一种具有魔力的体系，具有引发诸如谶纬、扶乩、敬惜纸字、符箓治疗法等“文字拜物教”的作用。

四、书写文字的“拜物教”与“理性”

在以上论述中，我们对于文字得出了以下三点认识：

1.文字兴发于巫术，是人为了“通神明、类万物”而发明的“交通手段”，而因早期文字的发明者不以为其表达等同于人自身的观念，故这一“交通手段”，亦可谓是神明与万物的“形象的复本”。

2.掌握着文字符号（包括“胚胎文字”）的巫师、祭司、知识人，有时服务于人民（如史前岩画的绘制者），有时服务于支配他们的武士和王（如商代占卜者与卜辞的刻画者），有时服务于他们自己（如宋以后的士人扶乩者），但他们的身份，必须有别于“享用服务者”，而其身份的标志，正是文字自身。可以认为，文字既是一种符号，又是一种广义上的“文字阶级”（包括巫师与祭司）的“手艺”（技术）。知识人之所以是社会中特殊的成员，乃是因为他们掌握的“手艺”相比于支配者的“政统”与被支配者的“生产与交换”更神秘。神秘的文字体系的运用，必然涉及非文字因素对于文字因素的渗透，但由于文字因素保持自主性，是其运用的前提，因此，二者之间总是相互“区隔”的。

3.一个社会、一个文化、一种文明，虽都有碎片、缩影和局部，但其整体性的关系纽带，是其存在的前提条件。我们不能因考虑到掌握文字“手艺”的巫师、祭司、知识人有别于其他“阶级”，而将他们视作与其他“阶级”无关的人。区分是为了明确关系，“文字阶级”之有别于其他“阶级”，结果是明确了关系。而这无疑表明，逻辑上讲，用一个“不识字阶级”来形容一个包含着“文字阶级”的社会（或文明体）整体，用“文字阶级”来形容包含着“不识字阶级”的社会，都是不恰当的。而在历史实际中，那种视“无文字社会”为可能的人类学，并无根据。研究表明，文字是与人类文化共始终，不要以为“原始人”没有文字。就人类学研究所可能触及的历史长度看，“原始人”即使连“胚胎文字”都没有，也必定被周边有文字的部落或文明包围着，并且因在心态上深受这些部落或文明的魅惑力的影响，而可能将自身化为这些有文字的部落或文明的组成部分。对于所谓“乡民社会”而言，同样的关系也是广泛存在的。“无文字的乡土社会”，总是最易于受文字的魅惑力的牵制，而最易于保留和崇拜诸如占卜、谶纬、扶乩、敬字亭之类的“士大夫手艺”。

有鉴于此，谶纬、扶乩、敬惜纸字、符箓治疗法等我称之为“文字拜物教”的东西，起源都与“文字阶级”的长久存在有关。有必要指出，“文字拜物教”之所以可能，乃因在“胚胎文字”阶段，文字已具有了巫术—宗教内涵，这一持续存在的内涵，为其后来的诸种“变相”作了铺垫。另外，也有必要指出，文字虽与“文字阶级”关系密切，但作为“拜物教”的对象，它往往能成为“文字阶级”之外“阶级”的崇拜对象。在“无文字”或“不识字”的“乡土社会”中，文字一向有其神秘力量，不像“文字下乡运动”的推动者和批判者想象的那样“疏离在外”。

这种“内在于人”的文字观，与现有人类学的文字观有何差异？让我们回到列维·斯特劳斯提到的一个“反例”加以思索。

列氏曾到过巴基斯坦吉大港山脉，住在村人不知如何写字的村落里。他发现，当地村人不会写字，但每个村子都有一个代书，他替村人写东西。列氏观察到，尽管村人不会写字，但他们都知道有文字存在，且在需要的时候都会运用这种交流工具。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自己不书写，而是凭靠代书来书写。他们是文字的“外在者”，文字在他们看来与外面的世界紧密关联，不是他们内部的事。本地用口语来沟通，但村人与外界则通过文字来沟通。代书不是村里人，他们流动于村落之间，担任代人写字的工作。他们的知识给他们带来权力，结果是，代书通常也放贷。要放贷就要会写字，而代书正是会写字的人。代书因而成为可以通过知识和经济掌握他人的人。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383页。

列氏顺着这个事例的线索，进入了关于文字作为攫取权力的工具的论述，其前提预设是，对于通常的村人而言，文字是外在的，掌握文字的外人，可以掌握不掌握文字的村人，犹如掌握书写的国家文明，可以控制不掌握文字的人民一样。

这个“文字外在论”的观点，与列氏时常强调的群体不能单独存在的观点有矛盾。群体对于其他群体的依赖，被列氏看做社会人生活的基本结构。从这一点看，文字在沟通不同群体与社会阶层中起到的“交通作用”，显然是个“内在于社会”的事实。而为了揭露文字天然含有的不平等关系——掌握与被掌握的关系，列氏将流动于群体与阶层之间的文字视作一个近乎“反社会”的因素，将作为群体与阶层之间的纽带的书写者（代书）形容为一个利用知识与金钱的优势来剥削百姓的“阶层”。因有“文字外在论”，列氏全然忽略一个事实：村人对于代书的依赖，体现的恰是他主张的相互依赖性。

另外，列氏承认，村人虽不懂写字，但知道文字的存在与重要性——不同于列氏，他们并不排斥文字，而是必须依靠文字来与外面的世界打交道。我认为，不识字的村人与代书之间的关系，与“原始时代”中常人与巫师之间的关系及生活与巫术之间的关系异曲同工。尽管不是所有人都会施巫术，但多数人都以巫术来处理危机。这也就意味着，尽管巫术不是所有人都做，但常人对于巫术的效用的信仰，及他们对于巫术“原理”的“迷信”，在程度上恐怕不仅不低于巫师，反倒可能超过巫师。从这个角度看，尽管文字不是所有人都会写，但不会写字的人对于文字的依赖及“信任”，可谓是文字与写字者存在的基础。

谶纬、扶乩、敬惜字纸、符箓治疗法等，都可能被人类学家“解析”为术士、卦师、儒家、道士用以掌握不懂这些“文字巫术”信众的工具。但问题也可以倒过来看：不懂“文字巫术”的信众对于文字的拜物教般的依赖，为这些“文字巫术”的长期存在提供了基础。这无疑意味着，研究这些似乎外在于被研究群体的“文字巫术”（貌似也可包括“扫盲运动”），也就是研究“不懂文字巫术的”被研究群体本身的运行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