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文化消失”的观点，其实已经被证明是“不怎么启蒙的论点”了。也就是说，西方人对“文明”的自觉所引申出来的幻像，被灌输到关于其他民族的学术观点中去时，成了现代人类学一直争论不休，而时常因此落入无用境地的主要问题。然而，简要地思考一下人类学对于“他者”的看法，萨林斯提出如下几点批评：

首先，那套把非西方土著人描述为“没有历史”的文化的论点有其缺陷。这套论点中所谓的非西方人“没有历史”，其实显然是相对于西方的进步性而论的。当西方人接触到美洲、亚洲、澳洲或太平洋岛屿的人民之前，就把他们标定为“原住民”（pristine）和“土著民”（aboriginal），似乎他们与其他社会没有历史上的联系，从来就不曾被迫在生存上相互适应。

其次，文化冲撞和受西方浸染而出现的心理失常，导致了一个学术上的重要后果，那就是在20世纪中期流行起来的“失望理论”（despondency theory）。“失望理论”是“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的逻辑先导。失望理论的一个推论便是，如土著人幸存下来，他们即要变得与西方人一模一样。启蒙思想认为，理性与进步是全人类的一种美好未来。19世纪的“单线进化论”是这种普遍理性的启蒙观念的一种人类学延续。而时至1957年，在一部后起的“经典”《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中，沃特·罗斯托（Walt Rostow,1916～2003）也列出了一个从“传统社会”到“高度大众消费的时代”的五个发展阶段的单线性序列（罗斯托可能是注意到人类社会演化的积累等于购买的头一人）Walt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7.。然而，事实证明，当受帝国主义伤害的幸存者开始捕捉他们自己的现代史的时候，失望在西方“文明”的权力中也就成了另一种“不怎么具有启蒙意义的观念”。现在有许多民族投入到保护他们的“文化”的运动中去了。他们为了抗拒国家与国际对他们自己的“文化”——比如危地马拉的玛亚和哥伦比亚的图卡诺——的支配，他们自己既离开了资产阶级的右派也离开了无产阶级的左派，而认为同化论者的压力应被拒斥，因为这会使他们的民族性变成国家建设与资本帝国主义建设的牺牲品。与西方预料的进化论命运不同，即所谓的“野蛮人”各不相同，也永远不会变得与我们完全一样。

以同样的意向，随着20世纪的时间推移，韦伯提出了对不同宗教意识形态所承受的资本主义发展可能性进行比较的日益新奇的计划。韦伯主义者对于实际行动的宇宙观组织的讨论，绝对并不新奇。越来越变得不可思议的似乎倒是，韦伯主义者越来越变得僵化于一个问题上，他们不停地追问：为什么某一个社会不能够获得资本主义这种西方人所知道并热爱的人类历史至善状态？这也是启蒙思想的残余。

针对《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萨林斯认为此书所提出的观点，是资本主义晚期人类学成为一种赎罪式的“文化批评”的宣言，它是以一种道德上值得赞许的分析方式大量使用其他社会的例子来作为改正西方最近所遇到的任何麻烦的托词。在这种“文化批评”中，似乎非西方民族是为了西方才建构他们的生活的，似乎是为了解答西方种族主义、性别主论、帝国主义等邪恶才存在的。倡导这样文化批评论的人类学，其特点并不简单在于由道德来裁决论点，而在于道德作为一种先验的说服性而成为论点本身了。引萨林斯的话说：

真与善变成同一个东西。然而，由于道德价值通常是由（以及为）分析家所提供的一种外在属性，因此要改变那些符号就十分容易，这便导致某种令人好奇的既不赢也不输的双向束缚式争论那样的怪事。一方面是西方资本主义扩张掠夺的后果，另一方面则是当地人依照他们自己文化中的处世哲学来自动地把这些效果安排得秩序井然。经验上的结论可能是对立的，在同样的道德背景上，二者都可被否证，并且通常如此。因为谈到土著民族的历史能动性（可能确有其事），那就会忽略西方世界体系的专制，而因此在思想上阴谋促成暴力和支配。相反，如果我们讨论帝国主义的制度性霸权（可能也确有其事），那就忽略了人民为文化生存所进行的斗争，这样在思想上也可能促成西方暴力与支配。替代性地，我们可以使全球化的支配和地方性自治在道德上都有说服力，为了那些土著民族的利益而称地方性自治为“反抗”。这是一种不输的策略，因为这两种特征是矛盾的，而且联合起来的话，就能涵盖任何一种历史终极性Sahlins, “What is Anthropologcial Enlightenment·, 见P.3。。

萨林斯认为，西方观念中历史的终极性的论点并不符合20世纪晚期世界各地文化演变的现状。这首先表现为一个事实：20世纪末期，非西方的所谓“土著文化”出现了重新振作的趋势。换言之，那些西方被依附论者认为已经死了或正在死去的民族，正在使他们的依赖性变成自己独特的文化理论。比如，许多猎人和采集者靠着狩猎和采集生活。直到1966年，在芝加哥大学召开的题为“人类狩猎者”（Man，the Hunter）的著名研讨会上，大多数与会者以为他们当时谈论的题目听起来与今天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然而，时至今日，跨越我们地球的北部地带，在整个北极和欧洲向北极的延伸地带，在西伯利亚和北美，从事狩猎、捕鱼和采集的人们，还是通过利用工业技术，以旧石器时代式的生活方式生存着。北部地区猎人的生存，也并非简单是他们离群索居的结果。恰恰相反，他们的生存依赖的是现代的生产、运输和通讯手段。

萨林斯认为，在世界其他一些地区，“土著民族”[这里指非西方民族]也在充分地捕捉西方现代性的知识与权力与增加自己文化的力量。最近几个世纪以来，与被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所统一同时，世界也被非西方土著社会对全球化的不可抗拒力量的适应重新分化了。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的同质性与地方差异性是同步发展的，后者无非是在土著文化的自主性这样的名义下做出的对前者的反应。因此，这种新的星球性组织才被我们描述为“一个由不同文化组成的[大写的]文化”（a Culture of cultures），这是一种由不同的地方性生活方式组成的世界文化体系。这即是指对于他们的“文化”的自觉，是一种被生活和保护着的价值。世界上没一种族群不在在谈论他们的“文化”或者与文化类似的地方性价值，而他们如此谈论是因为目前状况恰恰是，这些文化的生存正在受国家或国际力量的威胁。换言之，“文化自觉”的真实含义就是，不同的民族要求在世界文化秩序中得到自己的空间，它所代表的方案，就是现代性的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