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不仅在英国社会人类学内部有历史研究，在美国文化人类学中也出现了历史人类学，其中比较重要的，可称之为“结构史”，以美国芝加哥大学萨林斯教授为代表。什么叫做“结构史”？它与上面说到的研究一样，都关心“变迁”，在分析变迁时，反对运用决定论的观点，主张关注文化的持续作用。这派人类学家并不认为随便描述变迁就可以等同于历史人类学了，他们认为，历史人类学应有更高的追求，要考察变迁当中文化的作用。Marshall Sahlins, 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 Michigan: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1981.这一点关注文化的持续作用的研究，国内做得很不够。我们翻译了一些作品，主要是因为考虑到国内学界在谈变迁时，总是把文化理解为负面的、“变迁的敌人”。“结构转型史”的历史人类学是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理论启发下产生的，是“主观历史”与“客观历史”研究的结合，其中，“主观历史”即是神话、仪式和传说，“客观历史”就是由世界政治经济过程带来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形态的变动。萨林斯非常强调文化在变迁当中起到的主动作用，这种注重各文化的老祖宗传下来思维方式如何影响变迁的方式的思想方法，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世界的文化，有颇多启发。

在法国，人类学与年鉴派史学的密切交往，推动了“人类学的历史化”及“历史学的人类学化”，这是广为人知的。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王建华译，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

而西方人类学中，又结合年鉴派史学出现了将人类学等同于世界近代史的做法。这种历史人类学认定，整个世界的近代史都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而且认定，只有人类学能够弄明白世界近代史的情况。在这派历史人类学家看来，历史学家服从的观念，不是从非西方社会里提炼出来的，而是西方灌输给他们的。要重新理解世界的历史，就要考虑到西方和非西方的观念在近代史建构中的作用。

这派历史人类学又分成好几个小派，比如说有世界体系理论、政治经济学派，还有后殖民主义等，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要把非西方的历史与历史观念纳入到世界近代史的研究里面，反思以前的世界近代史书写。这一点，无疑也值得我们学习。以前我们总以为，只有民族志才是人类学。实际上，人类学长期有关注世界史的局部。可世界史对人类学的知识反思，到底有什么意义？这派给了比较深刻的解答。

与以上研究出现之同时，人类学也出现了“符号史学”的潮流，这个类型的历史人类学，在研究上与人类学传统上关怀的问题相连贯。人类学以前最关心的是亲属制度，可到了60年代之后，则把大量注意力放在象征上。“符号史学”与象征人类学关系密切，不主张研究一个群体或抵御的整体历史，而主张以这个群体或区域的某一种小小符号为主线，贯之于观念的历史或政治经济史来研究，使小小的符号映照出历史过程。这派研究者作出的贡献也是巨大的，其主要作品反映在大贯美惠子（Emiko Ohnuki·Tierney）所编的《穿过时间的文化》Emiko Ohnuki·Tierney, ed., Culture through Tim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一书中。另外，受法国人类学家利科的影响，新一代人类学家开始从历史和叙事的角度对神话体系进行重新研究，他们的著作蕴涵了历史关怀，解释了历史性与社会性的关系。

而关于“口述史”的历史人类学，则一向引起广泛关注。“口述史”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旨在以口头传承反观书写的历史的武断，一类旨在比较口头传承与文字书写的差异与历史关系。在口述史的研究中，后期又出现将叙事者之权威性建构与叙事文类结合考察的努力。如Elizabeth Tokin, Narrating Our Pa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口述史”的历史人类学要在真实与谣言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获得一种思路，这对于历史研究而言，也有极其重要的启发。

三、对“新鲜事物拜物教”的省思

对于当时人类学界浮现出来的史学风气，我后来越来越有深刻感受，只可惜人有完成学位的功利心，我迎合某些“条件”，使自己的论文基本丧失历史的意味。我庆幸自己于1994年回国工作，因为从那个年头开始，我有了自由地研究自己想研究的课题、书写自己想书写的文章的机会。在中国学术中，谈历史，被认为是很正常的。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实在有不少优点，其中之一，就是历史自己。这些年，借助这个传统，我做了一些工作。我的工作大多具有历史意味，而由于自己是一位人类学从业者，因此，叫自己为“历史人类学者”，亦不算过分。从此，我与“历史人类学”这几个字结下了缘分。我写了不少书，多数书涉及历史。那么，在我看来，“历史”这两个字，对于中国的人类学又意味着什么？我在逃离了无历史的人类学后，进入了另一个困境……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含有一点对西方人类学的“怨气”。它宣称的使命在于取“他山之石”以“攻玉”，但各个章节却都在批驳西方人类学的“无国家”、“无文明”、“无历史”。除了这点矛盾，这本书在另一个意义上，又是一部极其失败的作品——因为并没有表达出我们所面对的真问题。

哪些是真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一对矛盾：一方面，相比西方学术，中国学术的历史意识的确要浓厚得多；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又充斥着远比西方多的“去历史”因素。一个历史意识如此浓厚的国度，何以又如此反叛自己的传统？多年来，生存于中国学术界，我没有停顿地受这个问题的困扰。

我的历史人类学，可以说是针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去历史主义”倾向而书写的。在英国，“无历史”的人类学是一门学科的缺憾，但历史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社会的英国所缺乏的。英国人的历史感很强，凡人对历史都有浓厚的兴趣。英国人类学缺乏历史意识，无非是一门学科的问题，而不是社会的问题。我们中国则不同，我们的学科用历史来制造“中国特色”。然而，也是在中国，我们特别不喜欢自己的过去，认定历史主要是“文化负担”。这种心态在各领域都有表现。比如，在人类学这个行当里，鄙视历史上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成果，似乎是我们的主要学风。沾染了“新学”风气的学界，有一种可以叫做“新鲜事物拜物教”的心态，总是把功劳归功于活在世上的我们自己。我将这种心态叫做“新鲜事物拜物教”，也就是“fetishism of the new”，这个叫法有点酸，但一点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