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这种崇新弃旧的风气，是一种表面的创新，实际却只是表露着我们这些人的无能。这一点，已得到认识。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的是，与这点相联系，还有许多问题。20世纪以来，“革命”话语占据着我们的思想，我们动不动就要改造，就要变，就要革除自己的历史。这使我们这个社会，不断持续地进行着“破坏性建设”。

我从博士论文研究，固然主要针对的是学理问题，但并非全然不考虑我所研究的“文化领域”出现的这种“新鲜事物拜物教”。我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逝去的繁荣》、《走在乡土上》等书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003]。，则都在思考和探讨这个问题，而如果说我有什么自己的历史人类学，那么，这种学术类型，与这些思考和探讨，有着紧密的关系。

那么，对于“新鲜事物拜物教”展开的人类学批评，是中国人类学学术传统——特别是其自诩的“历史意识”——的延续，还是对它的“叛逆”？

一方面，我既不能说这一批评，为个人之独创，与前人的研究无关。另一方面，对于中国人类学与上述所说的“新鲜事物拜物教“之间的密切关系，又使我不得已将自己的努力看得比较重。

在中国人类学的自我认识中，出现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类学有自己的特色，而特色主要有二：其一，是我们特别注重应用，这点汉费孝通先生为代表；其二，是我们比较关注历史。的确，自中国人类学开始建设学科时，就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历史关怀，这点不像西方人类学。如，不少前辈一谈人类学，就会将学科史上溯到《山海经》。而中国人类学的确也有一派可以称作“文化史学派”的，这就是以“中央研究院”为中心的“南派”。如果说围绕着吴文藻形成的“北派”更注重社会现实研究，那么，也可以说，围绕着“中央研究院”形成的“南派”，则基本上可以说是历史学派。1949年以前，这一派中出现好几种不同的历史，但主要内涵都是传播论、历史主义、新进化论的历史观。当时，中国人类学已抛弃了旧进化论了。我以为，若是这个学派持续发展至今，那么，兴许保留其风格对于我们的人类学也是一个优势。这个特别历史化的人类学派，比西方人类学更早地进入历史人类学阶段。50多年来，这一历史的关怀，也一直贯穿我们的学科史，使我们的人类学传统，具备许多历史——特别是民族史——的内涵。然而，50多年来在人类学里占支配地位的历史观具体是什么？我们不妨说，那主要是基于古典进化论制造出来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这种进化论，早已在20～40年代被我们的前辈舍弃，后来的再度出现，有着深刻的意识形态背景。学科重建以来，民族学的社会历史观念，很少被谈及，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门类迈进了一个新时代——我们不再谈“五种社会形态”，而将历史简化为“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改革前”与“改革以来”等政治时间观。

这么一门“重历史”的学科，是否真是西方那一无历史的人类学的补充？不少中国学者会宣布说：是的。可是，真是这样吗？我看未必。

西方人类学探索的是亲属制度与神话的绵延时间，由此又自认为是在为“热社会”的历史提供对照与文化的自我批评。借助新旧进化论建立起来的中国人类学历史观，对于西方人类学主张的绵延时间毫无兴趣，我们更关注历史之变中，而当我们参与到历史之变，我们便成了“应用人类学家”。我们有意无意地创造历史阶段的对照，使绵延的历史出现落后与先进的区分，再将我们自己套到历史中去，宣布自己是先进人。我们做的历史像是历史，其实并非如此，这种历史比神话还神话，比无历史还无历史，它与“新鲜事物拜物教”紧密结合，带着的破坏性是巨大的。

在“在历史的垃圾箱”王铭铭：《走在乡土上》，239～258页。一文中，我提到，有不少历史学家批评人类学家缺乏历史，大师列维·斯特劳斯给了一个特别有启发的回应：人类学的无时间叙事是真正的历史，这种历史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历史，反对割断历史之河，在追根溯源中，保留着远古时代人类生活的神话。在“历史意识”强烈的中国人类学中生存了这么些年，使我深信这一席话的重要意义，也使我深信无历史的人类学所包含的历史，实在比我们这个国度的“不断革命的历史”要丰富而朴实得多。

在困惑中我反省自身，了解到无历史的人类学对于我们理解历史的重要性，我意识到，英国老师逼迫我做的民族志，自有其意义，特别是其在古老制度与神话中寻找历史延续性的做法，不妨是注重研究时间进程中的文化的历史人类学可以参考的思想。

我逃离了无历史的人类学，又借助历史人类学回归于神话的无历史。我愿从一个文化的原点出发，去追索现代生活的解释。

四、历史意识问题

历史人类学能促进传统知识资源的生命力更新。可是，怎么研究历史人类学？要回答这个问题，决定论与“后现代主义”的“表征论”都无济于事，等待我们去摸索的，还有人类学领域内的历史人类学，特别是其对于社会构成与文化关系方面的研究，对于“主观历史”与“客观历史”的结合研究。

说到这，还应表明，对于现存华文学术界的历史人类学著作而言，比较缺乏的是关于历史的本质的讨论。历史是什么呢？考古学里面有一个“史前史”的概念，指的是没有文字时代的历史。“史前史”这个概念，使我们承认没有文字的时代是有历史的。怎么理解呢？意思是说，我们今天理解的历史是以文字为中心的历史，而这种以文字为中心的历史不是惟一的历史。既然有“史前史”，有没有文字的历史，除了考古学资料之外，就还有现生的所谓“文盲的历史”。从很大程度上讲，人类学的历史观是从“文盲的历史”中来的，是从口述的历史来的。比起历史学家，我们更关注的言语和行为“书写”出来的历史。这种历史与文字史相比，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那也至少是同等重要。现存的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者，充分考虑到这点的并不多。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能研究文字史，而是说我们应当从“文盲的历史”中提取历史研究的资源，使我们对于文字史有充分的反思能力。

回过头去看中国人类学的历史特征，应承认，中国人类学中，“历史感”广泛存在，但也必须看到，这一“历史感”，居然有着严重反历史本质。我以为，中国人类学的这一自相矛盾，是最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这种“历史感”是通过文字表达出来的，因而，也充分表明“文字史”的内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