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有不少中国民族学史、中国人类学史、中国社会学史专著出版，学者们做了相当大量的学科史研究。然而，我们一直没有认真梳理中国人类学存在的这一百年中“历史”的观念之演变历程。我这里所能做的，是概括性的工作，是“大体”的印象。大致说来，中国人类学的百年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中国人类学“历史”观念的演变，没有脱离这四个阶段。中国人类学的第一个阶段，大致从1900～1926年，流行启蒙主义历史观。在这一阶段里，中国人类学的翻译家认为，西方人说历史是有目的，而目的就是追求人类未来的幸福和自我解放，这都是对的。在知道这是对的之前，中国人不大有启蒙主义思想。所以，人类学的翻译，成为我们向西方学习的一个步骤。严复（1854～1921）翻译《天演论》，告诉我们，不要死守祖宗之法，而要善于应变，认识到历史不是停滞于过去，而是走向未来。这种进化的、阶段化的历史观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自不必赘述。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赶时髦的本事大。启蒙主义历史观还没有深入人心，20年代已出现一个代之而起的百花齐放时代。这时候，中国人类学的历史观相对来说要多元得多。许多人类学家开始怀疑进步论。出于值得学者继续深究的原因，这个时代中国人类学中出现的历史观与地区研究结合得很紧密。1926～1949年，中间有8年抗战，但是中国人类学家没有停止过研究，而且还做得更好。在这整个阶段，人类学家有的集中于研究汉去，有的集中于研究边区，而抗战期间，更多人类学家得到机会接触“华夏边缘”，对这些地区的民族史、移民史、语言史、体质特征等问题都产生浓厚兴趣。在更广大的地区做地区研究，中国人类学家提出了不同于“进化论”的历史观。他们的研究不乏“进化论”的因素，不过他们并没有要将被研究的边远地区推到历史的“未来”去的设想。1926～1949年这25年左右的时间里，出现了一种学科本土化的历史观。比如，蔡元培介绍西方人类学时，就强调说，中国历史上也存在人类学，也就是说，中国人可能比西方人更早地发现了人类学知识。把人类学改造成一种与中国古代史有关系的努力，表现在中国人类学家热爱的《山海经》叙事中。这个观点我认为非常有意思，我们大家应该承认，人类学这种知识在我们的文化中曾经是有过的，而且承认这一点还不够，我们还要探询为什么我们古代的文化中会有这种知识，为什么近代以来我们会将本来已有的知识归功于他人。无论如何，说到1926～1949年的中国人类学，我们必须说，那个阶段，出现了一种“学科本土化历史”的观念，这个观念与进化论很不同。

在中国人类学史的第二个阶段，在当时地区研究和“古史主义”思潮的激励下，出现了一种别有吸引力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存在于跨地区的文化关系史研究中，表达者主要是“南派”，其中精彩的研究，包括凌纯声的著作。凌先生研究过许多种历史，如跨越民族的文化关系史、中国祭祀制度的历史渊源、土司制度，等等。他的人类学很重要，他的观点很像德国传播论，他热衷于追寻文明的传播路径，却不乏自己的精彩之处，如历史文献与民族志方法的结合。李亦园：“凌纯声先生的民族学”，见其《李亦园自选集》，430～438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到中国人类学进入第三个阶段，它的历史观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一元化，而作为人类学的民族学，基本只是“社会形态史”。所谓“社会形态史”，就是用从不同民族中搜集到的文献和民族志资料去印证历史阶段论的看法。所谓“阶段论”，有一方面的内容特别值得关注，这就是将收集到的丰富资料，化成一种非本地的情景，用“人类史”来提到少数民族的“常人史”。有了这样的历史观，人们也开始轻信自己，以为自己能将被研究的少数民族从他们的历史中解放出来，引导他们抛弃自己的过去，走向我们为他们设计的未来。“社会形态史”作为一种话语，以历史叙事为内容，但主要特征却是反历史的、反过去的。如此一来，具体的历史便被武断地纳入到历史阶段中。在这30年里，人类学家不再称自己为人类学家，而称自己为“民族工作者”。那时候，人类学是最“有用的”，人类学家获得了利益。民族学院是当时最大的大学，民族研究是有最丰富资源的学科，在民族学院工作，在民族学院研究与教授民族学，是最最荣耀的事情。人们做的事情很多，但思路只有一条——“社会形态史”的营造。

1979年以来，中国人类学进入了第四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进步”的观点依旧是历史观的主流，人们相信，中国要“改革”，在这个基本前提下，直线的进化史还是得到坚持。“社会形态史”的叙事，知识得到了微微的批判，便悄无声息了。中国人类学在没有机会反思的情况下，直接进入到了现代化叙事。原来的历史有五个阶段，现在人们只把历史分成两个阶段。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的区别、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区别、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变得不再重要了。现在，重要的是我们与西方的区别。因此，我们这个时代想做的历史就是把中国自己的历史消灭，然后完全把自己变成像西方人那个样子。可以把这阶段的历史观叫做“西化”或“他化”的历史观，这种观念把世界分为两类：一种是“自我”——东方文化，另一种是“他者”——西方文化。少数民族“原始社会”这个词不见了，研究少数民族的年轻一代想说的主要少数民族原来很封闭，在“改革”阶段，一下子进入“全球化”时代。

这种叙事是在国内外学术潮流的交织影响下产生的，看起来不像是进化论，其实是一种新的进化论，不同于第三个阶段的进化论。老一辈民族学家不会说少数民族原来很封闭，现在开放了，他们会说，这些人原来属于某某制度，如原始社会、农奴制、封建制，他们还会很细致地分析这些社会原来属于什么阶段、什么阶段到什么阶段的过渡。今天这工作不再重要了。人类学家只要提提封闭到开放、开发，事情就算结束了。

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观是所有类型的历史观中最简单化的，也是最糟糕的一种历史观，我们总是认为要“启蒙”我们自己，要“解放”少数民族和农民，这种自以为是、以历史潮流的引领者自居的历史观，是当下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弊端。

中国的人类学从启蒙主义的进步史观，到南北派分立格局中的“南派”历史具体主义与北派现代化理论，再到“社会形态史”，最后到现代化理论，出现的历史观是多样的、多变的。要承认，如同任何国家的人类学，如此主流的历史观下不是不存在其他可能。在一百年来的中国人类学史中，还是有一些人文观念十分谦逊的思想。比如，对于民族史中错综复杂关系的历史探索，对于民族关系史中族间关系的政治智慧的探索，对于地方史中社会、经济、文化层次的分析，对于某些关键历史时期和事件的口述史记述，都孕育着有潜力的、“非主流”的历史观。这些不同的历史观，若能与历史人类学研究结合，则将有可能为我们创造一个不同以往的局面。然而，随着学科的渐渐国家化，历史观中的进步论之“主流化”，获得了强势。过去50多年来，“社会形态史”与现代化理论相继成为中国人类学“历史感”的主流，与这一学科观念演变局势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