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医生不仅发现老人得过精神分裂症，而且发现，她的心理病症有着自身的“社会背景”。

唐庚秀从小因家穷根本从未上过学，不会写字。在人民公社年代，不识字的农民妇女，得到了高度的政治地位，她入了党，且一直担任大队妇联、治保主任等职，是当时全县三位女红人之一。然而，“祸福相依”，有一次，她作为人大代表到省里去开会，意外事件发生了。到了省城开会，会场有厕所，写着男女，以加区分，因老人不认识，上厕所时误入男厕所，且因遭到里头的男人之谩骂，而“大闹天宫”起来。

多没面子啊……自那以后，一旦有省里的会议，老人就拒绝参加。

事情过去了许多年，仍然深深地印在唐庚秀老人的心里，这使老人长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处于极度自卑的状态中——唐庚秀现在仍然说，她最怕的是“怕开会进厕所”。

雪上加霜的是，1989年，国家对于干部的文化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唐庚秀因文化水平低，不得不从干部职位上退了下来，心理倍感失落，在家除了看孙子、做家务外，整个人一下子闲了下来。这一系列的打击使老人患上了精神分裂。

对于唐庚秀的心理病症，心理医生作了以下判断：

……这个老太太她还是比较聪明，行为能力也不是特差，她也是非常要强的那种人，所以她感到自己不如别人的时候，她就采取另外一种形式来超过别人，事实上她没有达到这种目的，她只是以自己的那种方式来发泄也好，承担自己的那种压力也好，也可以说她是精神病的一种延续，一种稳定状态的发作。

……压抑到一定的程度，她就要发泄出来。她的发泄不是以常人的那一种，她是用写字或者讲那种胡言乱语来发泄自己。

……她看到的，她经历过的这些，她绝对不会真的有一种超乎她想象，或者像常人一样的那种有创作，或者是有一些独特的境界，她是没有的，她不可能有。

主持人解说，就是在这种生活的环境的限制下，唐庚秀所写的内容全都是歌颂祖国歌颂党以及自己过去的一些遭遇,对于唐庚秀来说，她只是用属于自己的文字记录了她的内心世界，代表了她的思想。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很久，但她的内心世界却一直无法平静，为了找到心里的平衡，努力地学习她自己所认为的文字，书写自己内心的世界成了唐庚秀老人的一种精神支柱，也是她的一种精神寄托。老人的这种行为叫做“语词新作”。

心理医生解释说，语词新作是一种概念的糅合浓缩，或者概念的拼凑，反正那些通过自己写字，写一些符号、画画或者文字，以及语言来即兴表达，整个赋予一种特殊的概念，别人都看不懂的。

“走进科学”栏目为普及和宣传科学知识而办，它播放关于“天书”的纪录片，绝非为了宣扬“迷信”，其宗旨必定是：通过对于唐庚秀“天书”的探秘，以诱人的方式解释科学所能解释的一切。而这个栏目尚需有吸引人的开头，才会有带有科学知识的结尾，如其主持人的开场白所言：

……现在我们也知道，在我们中华大地上，流传着很多很多种文字，其中有不少已经不可考了，比如说像西夏文、契丹文，看起来好像是中国字一样都认识，但是仔细一辨认，没一个字你能念得出来的。这就是语言文字在发展过程当中产生的变化，但是因为年代久远，使用的人逐渐减少之后，这种文字就变成了一种死文字，那么我们说在中华大地上，现在还有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文字呢？有，比如今天我们大屏幕上为您展示的这一个圈一个圈的，它就是一个文字，或者说是一位老太太自己的独创发明，这是怎么回事呢？

纪录片的结论得出了，它用可以接受的方式让观众知道，“天书”是不存在的：心理医生以科学原理为主导，将唐庚秀判定为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且将她的书写创造，定义为癔病患者激动时的心理病态表现；文字学家因为找不到唐庚秀创作的文字的“民族性”，而将之定义为“非文字”。

如此结论，是有根据的，但其中含有的信息，却大大超出结论本身。

对我而言，纪录片呈现的唐庚秀“天书”个案，无疑比许多半吊子的民族志作者所写的作品含义深刻得多。这个个案让我久久不能忘怀，思绪混杂，没有“结论感”。

为了清理这些混杂的思绪，我采取“化约法”，综合记者、文字学家、心理医生的描绘，将唐庚秀（下称“主角”）的“心路历程”的关键点罗列在如下内容中：

1.主角出身贫寒，儿时没有机会学写字，按“主流社会”流行概念定义，本属于“没有文化的人”。

2.不识字、没有文化的主角，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是不光彩的，但到了50年代，则是光彩的。这个身份和荣誉观的转变，与50年代的大历史背景紧密相关。此前，贫下中农目不识丁，所以，可能被认为“活该”受剥削；到了唐庚秀长成落落大方的少女之时，时代已经变了：目不识丁的贫下中农在新中国的阶级成分表格里被列到了上方。

3.1958年的公社化，是为了快步建设社会主义而展开的，为了快步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依赖贫下中农。目不识丁，此时，已绝非耻辱，只要是对党忠诚，用体力有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就是有荣誉的。主角在此时入党，且成为干部。

4.纪录片未交代主角在20世纪50～70年代的情况，但可以猜想，自主角成为党员、干部之后，直到她开始写“天书”之前，她一直是有面子、积极向上、心理学上正常的人。

5.情况到了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纪录片对于这个微妙变化的过程，没有细加陈述，但可想而之，70～80年代，“文化程度”（这个概念与人类学一般运用的“文化”意义大相径庭；对于人类学家而言，“文化”不是可以比高低的，是不同人群传承、共享的生活方式与价值体系）渐渐成为衡量人的素质的标准。古代“学而优则仕”的说法持续遭到冷落，但现实上，在这个微妙变化的过程中，人们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其“文化程度”。也就是在“文化程度”概念得到推广和普及的过程中，识字成为起码的面子，学位成为向上流动的条件与手段。

6.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围绕“文化程度”生成与膨胀的社会风气日益给人民群众带来压力；此时，主角的目不识丁，本身已是丢面子的事了，而更有问题的是，主角是个出名的干部，时常要出入于高级会议场所，而要在这些场所顺利地走动，前提是识字。如果不识字，就会连厕所都进错门。恰好也就是主角因为不识字而进错厕所，引起轩然大波。此后，主角日益深刻地感受着“文盲带来羞辱”这句话的深刻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