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大师的分析是准确的。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与新教伦理有内在的亲和关系，即欧洲宗教改革后新教伦理中的“资本主义精神”。那些不把获利当作人生幸福的手段，而是作为人生目的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企业家。虽然这是我们的文化特性难以理解和接受的，但却是市场经济一条首要的伦理原则。

实际生活中，不论企业家是不是信上帝，他都是承担最大责任的人。一个简单的事例就可以说明：为什么有的公司老板在巨额亏损后会跳楼自杀，除了背负重债难以清偿的原因外，还在于他无法面对股东，不惜以死来证明他是一个决不逃避责任的人。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企业家的大脑中也植下那种韦伯式的市场伦理精神，他们就不会选择跳楼了，而是重整旗鼓再来，因为那是对上帝负责的表现。

在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争论中，公众因长期受“政府崇拜”文化的浸染，对企业家的批评往往大于对他们的尊敬。比如，当居民日常消费品物价指数上升的时候，舆论大都批评企业“哄抬物价”，呼吁其承担起社会责任。其实控制通胀并非企业的责任，而是政府宏观政策须承担的责任。而当危机的飓风刮来、公司不得不裁员的时候，又有人提出企业应顾全大局，减少裁员，以维护社会稳定。这又搞错了，保证居民充分就业、维护社会稳定首先是政府的责任，而不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我们搞市场经济快20年了，连这个基本常识也没弄清楚。

弗里德曼说：“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是为股东赚钱”。企业只是企业，企业不是慈善机构，不是中央银行，它的经营目标只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为股东赚钱才是它的首要责任。应该警惕的，恰恰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低能和失职，以及那些长期拥有特权的国有大公司。

只要我们的经济还在市场经济的轨道上运行，就得遵行工商文明的规则。中国的民营公司，特别是占比达到99%的广大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其发展环境就必须得到根本改善，因为只有它们才是名副其实的公司、我国经济未来发展活力之所在。相比之下，那些巨无霸的国有公司即使再赚钱、上市再成功，在其背后看到的也只是政府之手、行政特权和行业垄断，而看不到任何激发个人创业的机制，也看不到作为一家公司所应蕴含的那种真正属于市场的伟岸力量。

如上，平等、民主、法治、合作、敬业、信用、创新、责任诸因素合在一起，便构成了“工商文明”的整体。一个社会里，有了秉持工商文明精神的一批人，它的内部就会自然而然地生长出如哈耶克所说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成熟的公民社会，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当然，公司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公司也是一种权力，也会出错甚至造孽，这些问题在当代社会中有不同的表现，如“掠食性的金融”、“受控制的竞争”、“收购民主制度”等，已有学者专门研究此类问题，可以读读戴维·C·科顿的《当公司统治世界》，他会告诉你。不过，对于市场经济和现代公司刚刚上道的我们来说，补课比批判更重要。

原载《读书》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