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非西方社会都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流变不居的世界里。他们在“晚近”和“远古”之间做出了根本性的划分，前者尚存在于鲜活的记忆当中，后者在有记忆之前便已存在。例如，生活在澳大利亚昆士兰东北部的原住民将过去划分为三个阶段：库玛（kuma），由活着的人见证的一系列事件；安桑特纳玛（anthantnama），很久以前；和伊拉姆（yilamu），创世时期。更进一步说，许多社会也接受在过去存在着文化变迁这一事实，比如印度教的历史传统就认为早期的人们是不会驯养动物和种植植物的，而东非的哈德萨（Hadza）狩猎采集者则认为他们土地上的第一群定居者是不会使用火和工具的巨人。这种关于过去的范式以多种形式呈现，并总是伴有神化了的文化创建者，通常是最初的祖先、女神或神兽建立了现在的社会风俗和古今无差的景观；或者是一个更遥远的不连续的英雄时代，就像古希腊，从而允许埃斯库罗斯（Aeschylus）那样的作家评判今人的行为。

1.6文字记录、口述历史和考古学

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社会都不是文字社会，这也就意味着他们都是靠口头语言以口述的形式传播知识和历史的。文字记录是有关过去的最广泛的信息来源，但它们通常严格遵循线性年表。文字记录还被当做教育工具来使用。不说别的，文字记录首先被用来指示人们记住各种标准化的历史、仪式和神话。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玛雅等早期诸文明中，抄书吏（史官）具有相当高的威望，因为他们掌管着知识和信息（图1-5）。实际上，这些抄书吏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玛雅王们在征服一地之后，会把捉来的抄书吏的手指切掉，以废掉他们的功能。

部分确定于15世纪西班牙征服之后的阿兹特克口述历史，是一个关于口头语言传递历史的绝佳范例。这一历史按照定义清晰的叙事情节加以传诵，主要围绕重要人物、关键事件（如1487年在阿兹特克都城的太阳神维齐洛波奇特利［Huitzilopochtli］神庙的献祭）及某些神佑家族的历史来讲述。在这些口述历史中都存在一个模式和主题，借此形成故事的内核，使之即使在每一个讲述者的具体叙述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故事的本质内涵仍能保持一致。许多口述历史都是实际数据和寓言故事的混合物，它们传递着道德和政治价值观。但对那些听众来说，它们就是被公众认可的历史，要在一众挑剔的听众面前演绎，随时面临那些之前或曾听到过类似故事的人可能给出的苛刻评价。

无论是文字记录还是口述历史都存在各种各样的偏见。两者都无法宣称完全客观，至少一点也不比考古学客观。考古学家的问题在于将考古发掘得来的数据和口述历史提供的资料联系起来，从而批判性地确立什么是历史事实，什么又是神话或者道德训诫。因为难以建立其年代，所以我们很难使用口述历史。有些情况下，比如在澳大利亚，就存在口述历史与考古发现大体上相互印证的例子。举例来说，传统历史认为本地的第一批居民来自海外，比如来自被洪水淹没的沿海地区，或为追猎巨大的有袋目哺乳动物（marsupial，比如袋鼠）。因此，可以说澳大利亚的历史来自两个渠道：考古学数据和口述传统。在某些例子中，考古学家和当地人会对过去怀有共同的兴趣，并通过合作来寻找神迹和历史遗迹，以保证这类地点得到保护。有时，这两个群体会就某个特定地点的“重要性”产生巨大的分歧，一些考古学家毫无发现的地方却被当地人视为“神迹”。

但是比较常见的情况是，考古学家和当地社区会对过去怀有不同的旨趣。对考古学家来说，过去就是必须严格按照现代科学的严谨性来加以研究的科学数据，而对当地土生土长的人们来说，过去通常被视为是祖先的财产，是高度个人化的。这种历史，作为历史的有效的非正统版本，应当得到尊重和理解，因为它们在文化认同的创造和再确认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考古学家既不是重视过去的唯一群体，也无法免疫于不时围绕于各种历史解释的政治因素。许多西方人可能认为依据考古学和许多其他资源写就的“世界史前史”，是有关人类过去的最可靠的描述。但是，我们永远都不应忘记，有关古代的非正统的，有时甚至颇具说服力的描述是确乎存在的；在西方人到来之前，这些描述在帮助一些社会保持其传统遗产方面起到了难以磨灭的作用。

以最新科学考古学研究为基础，这部《世界史前史》描述了一个长达250万年的人类历史，但与此同时，本书亦对持有不同历史视野的文化和历史怀有高度的尊重。

1.7学习世界史前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