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类史前时期的研究通常从现代一直回溯至遥远的过去。这就好像我们从望远镜的另一头回望史前时光。我们能够相对清晰地认识较近时期的文化，如阿兹特克文明和16世纪美国西南部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PuebloIndians）①，即使我们的知识残缺得可怜。越往前回溯，关于过去的概念就越模糊，范围也越小。我们不能用现代北极觅食者或者危地马拉玛雅人的生活方式去解释更遥远的过去。15000年前的第一批美洲印第安人，25000年前繁盛于欧洲的冰期晚期觅食者——这些人们生活在一个距离我们无比遥远的世界里。而史前史早期古人所生活的那个距今25万年甚至更早的世界，距离我们是如此的遥远，以至于我们很难以一种现实主义的修辞去理解它们。那么，世界史前史的目标就是理解史前时期的人类行为，他们不仅在时间上与我们相隔万千年，而且所面对的环境和社会挑战也与我们有着天壤之别。

世界史前史可以被比做一棵枝杈繁茂的参天编年巨树，其根基可最终追溯至五六百万年前，当人类最早的先辈从我们现如今最亲近的类猿（ape-like）亲属——黑猩猩的祖先当中分离出来的那个至关重要的时刻。人们可能都把人类的过去想象成线性的，但是树的比喻才是恰当的，因为甚至最早的人族及其文化也在大约250万年前，第一批会制作工具的人类出现以前就已经迅速地分化了。要研究这棵有待证实的编年树上的诸多分支，我们需要使用一种基础性的理论概念，即文化的概念。

1.8文化

跟人类学家一样，考古学家研究的也是人类文化及其在时间中的演变。

文化（culture）是一个被人类学家发展出来以描述人类所使用的不同适应系统的概念。文化可以被看做一个社会关于信仰和行为的传统体系，这种体系被个体和社会集团的成员所理解，并呈现于个人和集体的行为当中。它也是我们对环境的适应方式的组成部分。工具和住所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人类是唯一会以此为目的制作工具的动物，虽然有些其他的动物，如黑猩猩，的确也会为了达到某些特定目的而制作“工具”。

通常情况下，动物死后，其经验也随之消亡。但是，人类却可以通过语言的象征系统将其思想和文化、感受和经验一代代地传递下去。这就是为什么在有些社会里口述历史是如此的重要。我们既通过有目的的教育，也通过反复试验和简单模仿来学习文化。人们可以分享思想，这种思想转而变成行为模式被一遍遍地重复——这一点在史前史最初的一百多万年里始终流行的石手斧这一多功能工具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见第3章）。所有的考古研究都是建立在一个原则之上的，即文化是一种随时间逐渐发生变迁的持续现象。

与生物适应性不同，文化是不能遗传的，而且它能使人们更快地分享一些应对环境的想法。恰是文化的这种适应性，使得考古学家可以假设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器物便是针对环境的适应模式。

文化体系（culturalsystem）是一种由一系列互动的变量——工具、葬俗、食物获取方式、宗教信仰、社会组织等——所组成的复杂系统，其功能在于保证某个团体始终与环境保持一个均势的状态。当这一体系中的某个元素发生变化时（比如漫长的干旱导致狩猎行为的出现），许多其他元素也会对此作出适应性调整。原则就在于，没有哪个文化体系是永远稳定不变的。它始终处于或大或小的变化当中，其中的一些可以通过考古遗址来研究。一个文化体系可以被分解成各种各样的子系统：宗教和仪式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等。这些子系统之间彼此相连。一个系统的变化，如从驯养家畜转变成种植小麦，会在其他许多系统中引起反应。这种关系为考古学家提供了一种衡量人类文化中的持续变化和变量的标准，这种标准可以在文化体系应对内外刺激的漫长历史中得以累积。许多这类互动元素是极易腐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发掘出一个宗教哲学或者口头语言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