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生文化从一开始就具备着水田农业。在其前期，农业是用木锄或石锄耕耘向阳的湿地，播种稻种后就听其生长，收获时是以石镰割取稻穗，用木杵捣臼脱粒。及至中期即公元前后，在北九州一部分及近畿的大和盆地，农业已成为最基本的生产形态。在这些地方也已实行灌溉。

静冈县的登吕是这一文化的中期之末或可说是后期之初的遗址。这里的耕地都是规则地按每块400—600坪译者注：坪为日本土地面积单位，每坪约合3305平方米。大小划分，水渠能围绕着田畦灌溉所有的田，并分成干渠与分渠，纵横交错，还有了似乎用草作肥料的遗迹。一旦实行灌溉，就以靠雨水种田无法与之比拟地增加了可耕地，提高了收获量与稳定性。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飞快的提高，人口增加，村落也发展了。例如，奈良县的唐古遗址就形成为130户左右、东京的久我原遗址为200户左右的密集的村落。住的仍是竖穴，但却有了建在较高地面上的为贮存谷物用的仓库。

农耕的工具仍是石器或木器的，诸如石锄、石镰、木锄、杵臼等。但在弥生文化初期似乎就有了为制造木器具的刃具如铁刃具——斧、长柄刨等，及至中期，这样的工具就相当多了。然而，铁制农具似乎是极少的。这些铁器固然不能认为都是在日本列岛生产的，但最迟在弥生文化后期大概也开始制造了。

文化的多重性与不平衡发展

弥生文化还有着与铁器并列的青铜器。一般地说，先进社会中的金属器的发展阶段都是从铜器到青铜器，然后再到铁器。到了使用铁器阶段，石器已不再是主要工具了。但日本不仅同时使用青铜器和铁器，而且，石器也仍然占重要地位。未经历阶段式的发展，旧的与新的同时并存，日本文化的这种多重性的特点，从这时起就已经产生了。后进社会从先进社会输进已经完备的成果时，发生这样的事态，看来也是当然的。

最初的青铜器几乎全是输入的剑和矛。这似乎并不是用作武器，而是用作祭祀或礼仪的器具。及至弥生时代中期，又发展到人们把输进的青铜器捣碎改铸成其他种类的青铜器阶段。根据这种国产再制青铜器种类别的分布情况，以今之广岛及冈山县一带为界，可看出西邻的北九州文化区与东邻的以大和为中心的近畿文化区之间是有着明显差别的。前者是把输进的剑和矛捣碎，改铸成更大型的同种物件，后者虽然也同样地把输进的剑和矛捣碎，但却铸成名为“铜铎”的其形就如同把后世寺院里的梵钟放平压扁以后那样的器具。这大概也是祭祀用具。这种文化还扩及关东地方。但就铸造技术而言，铜铎还是远为高超的。另外，在铜铎的表面，有的还以粗陋的线条镌刻了狩猎、农业、缫丝以及其他生产劳动的形象。不仅在青铜器技术方面，就是在农耕方面，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近畿比北九州先进。

阶级分化的萌芽

日本列岛社会的步伐终于加快了。绳文文化的进步是以千年为单位计算，但弥生文化进步之快，甚至以百年为单位计算都有些不妥了。过去，果实是贮藏在陶器里，现在稻种却堆积在远离人们住处的宽敞与别致的仓库里了。石器也逐步为铁器或以铁器制造的木器所代替。陶器仍为重要的生活用具，还能按用途的不同，大量制造缸、钵、碗、碟、高脚盘、蒸锅（甑）以及贮物用的大瓮等多种多样的陶器。不仅如此，在制造时，已不是用手，而是用陶轮制坯。在氏族公社中，也有了专门生产陶器的人。铁器和木器的生产也同样专门化了。这样，氏族内部分工的发展也使生产力有了提高。

与生产力发展的同时，社会上也开始分化出贫富的阶级与贵贱的身份。在原始氏族公社中产生了酋长，开始了人统治人与人剥削人的现象。由统治、剥削阶级和被统治、被剥削阶级组成的政治社会即国家萌芽了。至于国家是怎样发展的问题在下一章叙述。在公元1世纪后半期写的中国史书《汉书》中记载：“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是在文献中最早出现的对日本列岛的叙述。这个“百余国”可能就是指北九州的酋长们所统治的社会集团。他们还曾经派使节到驻朝鲜乐浪郡的汉朝官衙以求输进新文化。这样，在公元57年，倭之“奴国”使节不仅到了乐浪，而且还被派到位于中国西北的首都洛阳（下详）。在这个长途旅行中遇到的困难一定是难以想象的。如上所述，日本社会就如同婴儿寻求母乳般的、如饥似渴地吸取朝鲜与中国先进文明。不久，就从蒙昧阶段跨进了文明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