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国期间，亲鸾见到了群众的处境，他们被束缚在贫穷与无知的深渊，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从事狩猎捕鱼等佛教认为是罪孽最重的杀生。面对着这一现实，作为佛教教徒，亲鸾开创了倡导“绝对他力”教义的净土真宗。该佛教派认为，人的得救只有依靠绝对的佛力（他力），而不是身体力行的修行和知识。根据这一信仰，僧侣不肉食、不结婚的戒律就无意义了。因此，他自己就带头娶妻纳妾。他的弟子将他的讲话记录下来而成的《叹异抄》中就有句名言是：“善人尚能升入极乐土，何况恶人呢？”这里所说的“恶人”，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很可能是由于目睹了铤而“杀生”的贱民身份的人以及因反对贵族与统治者而被他们当成是恶人的群众这样一种现实，才促使亲鸾产生这种思想的。

净土信仰还有一派是与亲鸾同时期的“一遍”（公元1239—1289年）所开创的“时宗”。他历访全国各地，在街头讲述念佛的教义并在农民间传教。

另外，自名为“安房国陀罗（贱民）之子”的日莲（公元1222—1282年）（实际是安房土豪之子）从天台宗转而积极主张信仰法华经才是唯一正确的信仰；除了诵念法华的题目（南无妙法莲华经）外别无得救之路，对其他各宗派还讲行了猛烈的攻击。日莲不仅主张来世得救，而且对现世得救也有强烈的热情。为此，他认为必须施行符合他所主张的法华经的教义（他称为“正法”）的政治，而对不随和他“正法”的幕府则又进行了激烈的攻击。由于这一原因，他虽曾被流放到伊豆（岛）与佐渡（岛），但毫不屈服。在商业与手工业者中间很多人信仰日莲宗（法华宗），就是在关东地方的地头中间也有信徒。

在这个时代，留学宋朝的僧人荣西开创了临济宗，僧人道元则开创了曹洞宗。这两宗，都属禅宗，并主张要脱离经典的字句（不立文字），凭自己内心的锻炼求得精神解放即“悟道”。荣西接近幕府，并受其保护，临济宗就在武士中间发展起来。道元不接近当权派，并一概否定天皇和幕府们这些世俗的权威。他蛰居于越前的永平寺，冥思苦索地培养门徒。他的著作《正法眼藏》因发挥了独创的深邃的哲学思想，而在日本哲学史上得到很高评价。但曹洞宗不久却采纳了密教以及群众传统信仰的要求（就这一点而言，是远离佛教祖的旨意），因而在民间得到传播。

新佛教各派积极活动，虽然促发了原在东大寺的高弁（明惠，公元公元1173—1232年）与兴福寺的贞庆（解脱，1155—1213年）等旧佛教界的高僧改革佛教的兴致，但旧佛教的大势并未被撼动。

武士和农民信仰佛教，同时也深为崇拜神社。他们最看重这一族的团结并把全族的祖先神和保护村庄的神当做团结的精神支柱。如前所述，《贞永式目》一开头就强调了崇敬神社。当武士出征或凯旋等大事之际，或逢生日以及男孩成年仪式等，都向神社祈祷，或者在重要的宣誓时，还把崇敬的神社当做履行誓约的保证。在农民当中，神社也是村民团结互助的精神支柱。在祭神方面，开始还只由名主百姓中有势力的人组成称为“宫座”的组织操办，后来，才改由整个村民操办。

这种神社信仰并无号召人的教义，而只是与村民的远古生活有着密切联系。到了镰仓时代，根据“本地下凡（垂迹）”的说法，又兴起了与天台宗结合的“山王神道”和与真言宗结合的“两部神道”，以及伊势外宫译者注：伊势神宫在三重县伊势市。伊势神宫是祭祀日本皇室祖先的神社，分内宫即皇大神宫（祭祀天照大神）与外宫（祭祀丰受大神）。

神官为了对抗内宫以扩张势力而制造出来的“伊势神道”。伊势神道认为，神是佛的本质（本地），而佛则是具体临凡到人间的。这三种神道都在远古的神社信仰上结合了密教的咒术。

有独创性的美术和工艺

美术仍然是以佛教美术为中心。被平氏烧毁的东大寺，由于源赖朝的支持，又重修起来。大佛也由聘自宋朝的佛像师重新雕塑。这又成了新寺院建筑与雕塑佛像的起点。雕塑东大寺南大门金刚力士像的运庆（？—公元1223年）及其子谌庆（公元1173—1256年）和弟子快庆（生殁年不详）是该寺称为“堂众”的半奴隶式隶属民身份的佛像师。但在这巨大的木像上却表现了武士勃兴、奴隶制走向自主时代的新兴阶级的强大力量。就其艺术表现方法而言，则是钻研了奈良时代的雕刻与宋朝的新形式后，独自创造的形象。在运庆一门创作的有关僧侣的肖像雕刻中有的就是写实主义的杰作，这与绘画方面的“似绘”（肖像画）的发展具有相同的倾向。这种倾向并不是描绘自由的人类个性，而是这样一种精神即绝对地深入于所描绘的对象，以其逼真地塑造出与其形象相似的作品。

卷纸画在这个时代也甚为风行。高山寺的《鸟兽人物图画》，是从平安末期到镰仓初期分几次画成的。其构思是群众性的，而其画技也是高超的。可以说是该时代的最高杰作吧。在卷纸画上，细腻地描绘武士与群众的生活也比前一时代增多了。

在工艺方面，莳绘漆器对宋出口。相反陶瓷艺术虽从宋朝学来，但却将其日本化了。适应于武士的需要在冶炼刀剑方面还涌现了京都粟田口开炉的镰仓初期的“国友”，镰仓中期的“吉光”以及备前长船村的“光忠”与长光父子、镰仓的正宗等有名的工匠。另外，当时日本使用的刀剑曾大量对宋朝出口。刀剑生产之所以能适应出口需要，再联想到犁、锄、镰等铁制农具的广泛普及，显示这一时代的炼铁与冶金技术是有了进步和普及的。

通过上述各种文化领域，可以认为，日本文化逐步提高了它独特的价值，并且还开始向地区各社会阶层扩展。这样，就开始创造出不同于平安贵族的“国风文化”的、堪称民族文化的共同性这一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