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 迹

张氏商行的洋酒生意火爆后，张弼士已经不是那个到处找活干的失业青年，而是意气风发的小张老板。

在入赘温家之前，虽然还没有能力大把大把地往老家寄钱，但小张一刻都没有忘记家中年迈的父母，没有忘记盼归的娇妻。那时，他在为生活而奔波忙碌之余，不时托水客带些牛油、面粉甚至砍柴用的钢锯和挑水用的铝制水桶给家中亲人。父母在家收到这些物品后，村里人都说张弼士有出息，陈氏也觉得脸上有光，因此，虽然独自一人在家，但再苦再累她也心甘情愿。

自立门户后，随着生意日渐兴旺，张弼士可以给家中定时寄钱了。这时，他在南洋再娶的消息也传回家乡，家中父母唯有叹息，而陈氏在伤心之余也能理解：毕竟那年头男人三妻四妾不算什么，何况张家父子始终视她为正房，家庭主妇的地位在家族中已经确立，有名分、有依靠、有希望，女人一生图的不就是这个吗？！

远在南洋的张弼士，当然知道家人的想法。他觉得，虽然是时势使然，但无论如何，对陈氏还是有所亏欠，唯一能补偿的，就是更加努力，把生意做得更大，赚更多的钱，让家中亲人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此时的小张，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商人。多年的闯荡，让本就聪慧机敏的他磨炼出一双洞察世事人情的利目，遇事能屈能伸、能发能收、善于权变；而长期淳朴的家教，让他能对人仁义宽容，深知“来者都是客”的经营要诀。精干与宽容在他身上水乳交融，这使得他走到哪里都挺有人缘，为未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有一段时间，一位名叫亨利的荷兰籍青年军官经常来张氏酒吧喝闷酒，有时不付酒钱，甚至无理取闹。店伙都觉得这小子是个无赖，但张弼士不这样看。他告诉手下伙计：“这位军官看上去气质不凡，时常买醉闹事可能是因为有什么难言的苦闷，大家以后对他不要冷眼相看，也不要向他要酒钱，相反，还要以礼待客。”店伙依言行事，让这位年轻军官甚为诧异，便探问究竟。店伙如实说明，让这位年轻军官感叹不已，含笑而去。

命运真是神奇，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一度在酒吧买醉的荷兰青年，若干年后会重返巴城，并成为当地的最高长官。亨利当然没有忘记那个曾经无私帮助过自己的年轻的中国商人，上任伊始，就故地重游，亲自登门拜访张弼士，以示感谢。

多年前结下的善缘，终于开花结果。在进行巴城酒税和典当捐务承办权的投标竞争时，熟悉进出口和税收业务的张弼士，在亨利的帮助下轻而易举地中标。在这同时，张弼士还承办新加坡的典当业务。这几样生意成本低、利润高，这让小张老板的资本迅速增长，不久就变成巴城的大富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张弼士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前来南洋淘金的众位乡亲。许多潮州人借助于张弼士的帮助，在南洋各地办起典当行，很快形成业内垄断，并进而发展成雄霸一方的潮州帮，直到21世纪的今天，依然对当地经济有着重要影响。

与亨利的友情，成为张弼士真正发迹的基石。这是善人善报，更是权力与财富的结合。这样的故事，今天依然在东南亚一带不断上演。因缘际会，张弼士有意无意中走上这条道路。他坚定不渝地走了下去，从巴城走到东南亚，又从东南亚再走回中国，而且越走越宽广，一直走到人生的终点。

既得陇，更望蜀。这不仅是军阀们的天性，更是商人的本能。

腰包迅速鼓起来的张老板，没有在“当地富商”这个称号面前止步，他的商业胃口已经被大大地刺激起来，巴城已经圈不住那颗急于扩张的心。

在拿下酒税与典当捐务后，张弼士又将目光投向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一些岛屿的鸦片烟税。很快，这项业务就被他拿到手，还趁势垄断了新加坡两个地区的鸦片专卖权。一统烟土税江湖后，张弼士又把目光先后投向了垦殖开发、开矿、房地产、药材经销。

当时的印尼，地广人稀，大片的土地都处于原始状态。荷兰殖民政府非常鼓励有钱人从事垦殖开发，那阵势真是不开白不开。

从1866年起，张弼士先后创办了多家垦殖公司。这些公司开发的地盘之大，让人吃惊。他在荷属怡厘创办的裕业垦殖公司、爪哇日里创办的笠旺垦殖公司就有橡胶园八处。其中一处，直径百余里，雇工数万人。家人坐马车去玩，清晨从农场大门进去，笔直往前行驶，到日落竟然还没走到尽头。

张弼士小时候就听说过，不少客家人漂洋过海到马来西亚开锡矿，留下许多传奇故事。他先后结识了下南洋的客家商人张煜南（张榕轩）、谢梦池、戴欣然，然后跟着他们亲自到马来西亚的霹雳州拉律和吉隆坡的暗邦等地考察，拜访客家前辈富商。在那里，这些商界新锐亲眼看到马来西亚锡矿事业兴旺发达，他们当即决定到马来西亚开发锡矿。当时正逢欧洲工业革命，锡的价格飞涨，单是锡矿开采和出口，就使张弼士获取了巨额利润。

哪里有市场空白，哪里就有张弼士的身影。当时，随着印尼经济起飞，许多人因垦殖、开矿发了财。钱一多，人就想显摆，衣食住行都要求上档次。而当时印尼一般城市住房都是低矮的茅屋或铁皮屋，张弼士看在眼里，计上心头。

在印尼的棉兰和马来西亚的槟榔屿风景优美的海滩，张弼士选择最佳地段大兴土木，兴建了大量中西合璧的高档别墅。这些高档别墅美轮美奂，吸引了大批欧洲及华裔富商前去购买，从而把印尼的房地产业推向了高潮。

此外，张弼士还开办了主要承兑华人华侨储汇业务的日里银行，建起了沟通欧洲、东南亚与国内的中西药批发网络。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30多年间，张弼士经营的企业风生水起，涉及印尼、马来西亚许多重要行业，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据统计，到1869年，张弼士的资产达到8 000万两白银，比清政府当年的财政收入（7 000万两白银）还多1 000万两白银；比当时江南首富胡雪岩的财产多出5 000万两白银以上。

从卖身的“猪仔”到南洋首富，张弼士用了不过短短30年。这其中的因素很多，除去个人的勤奋与因缘际遇外，经营上最值得借鉴的经验有这么几条：一是主攻垄断行业，获取垄断利润；二是捕捉市场空白，占领行业先机；三是效仿狼群战术，依托商帮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