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书

富而思贵，乃人之常情。

难得的是，张弼士不愿意在异国做官。19世纪90年代初，张弼士已经在南洋富甲一方。英国、荷兰属南洋殖民当局看中他的影响力，曾多次要给他封官赐爵，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吾生为华人，当为中华民族效力。”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年下南洋，只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衣锦还乡，实业报国，才是他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

衣锦还乡，这是当时很多侨商最大的心愿，也是他们致富的最大动力。

张弼士在南洋发家后，老家的亲人当然是苦尽甘来，更有无数乡亲南下去投奔他。那时候，张老板已经成为当地青年的偶像，有心人将他的事迹编进山歌，传遍四里八乡。其中一首山歌这样唱道：“莫笑唐山小毛虫，飘到南洋长成龙。看牛阿哥过番去，摇身一变大富翁。”

更深层意义而言，这不仅仅是人生价值的追求，也是商业利益所在。当时的南洋，对于张氏商业帝国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腾挪空间。只有在辽阔的中国，这只已经翱翔九天的商业雄鹰，才能找到最广阔的天地。只有在祖国的土地上建功立业，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他包括光宗耀祖在内的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

而此时的清朝政府，经过多年的内忧外患之后，国库空虚，治国无方，基本上处于病急乱投医阶段。对于下南洋的众生，清廷以往是死活不过问的，随着华侨财富与影响快速地增长，一向高傲的清廷终于开始正视这些国外子民。

1893年春，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奉命考察欧美富国之道，途经新加坡。那时，张弼士已经在南洋营建了他的庞大的企业帝国，清朝政府也多次跟他接洽，有意要他为祖国作贡献。

龚照瑗到达新加坡后，张弼士给予热情的接待。在接风宴会上，龚照瑗询问张弼士的发财之道。张弼士不假思索地回答：“吾于荷属，则法李克，务尽地利；吾于英属，则法白圭，乐观事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征贵贩贱，操奇致赢，力行则勤，择人任时，能发能收。亦如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若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终不足以学斯术。吾服膺斯言，本此为务，遂至饶裕，非有异术新法也。”

龚照瑗听完这番理论，啧啧称赞。他拉着张弼士的手，诚挚地说：“君并非商界中人，而是天下奇才，现中国贫弱，归救祖国如何？” 

张弼士早存“实业兴邦”的夙愿，当即欣喜答道：“怀此志向已很久了，愿君指点！”

见张老板欣然同意，龚照瑗一点不敢懈怠，马上致函李鸿章，推荐张弼士为槟榔屿首任领事，获准。不久，清政府又升任他为新加坡总领事。从此，他开始奔走于中国与南洋之间。

30年的开拓，不但让张弼士富甲一方，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而且形成了以他与张煜南、张耀轩兄弟为核心的商业同盟。这一切让张弼士不仅在当地华人华侨间出类拔萃，还让他更敢于直视欧美人的傲慢与挑衅。

1898年的一天，张弼士携一位洋姨太太从新加坡赴中国香港，他们打算搭乘德国一家轮船。出乎意料的是，这家德籍轮船的头等舱船票只售给他的洋姨太太和德籍家庭医生，张弼士和侍从由于是华人，只能坐统舱。张弼士当时勃然大怒，把侍从买来的船票撕得粉碎，抛向大海，怒吼道：“岂有此理，华人不能坐头等舱，简直欺人太甚！”

这类事在那个年代司空见惯。遭受此等待遇的不止张弼士一人，可谓千千万万的华人。企业家中类似的还有卢作孚、陈光甫等，正是外国人这等民族歧视的偏见与规定，激起他们的创业激情，从而产生了民生航运、中国旅行社这样影响巨大的著名民族企业。

卢作孚、陈光甫受歧视时，尚未发迹，只能将愤恨暂时藏在心中；而此时的张弼士，早已功成名就，哪里肯吃这个亏！为给华人争气，张老板决定立即创办自己的轮船公司。《清稗类钞》有这样的记载：“张乃登广告于西文各报，招聘船员，购置商舰，往来新加坡与中国香港之间，专载华人华货，价照德公司减半，盖誓毁家以与德公司竞也。”

这场价格战令德国这家轮船公司损失惨重，其经理赶忙托人向张弼士道歉求情。张弼士直言，必须改掉不准华人乘坐头等舱的陋习方可罢战。为避免破产，德国佬只有被迫答应。

这场商战只是张弼士一生事业中的一个小插曲，此时此刻的张老板，更多的心思还是在如何实业报国上。

自1893年应诏归国后，张弼士受到光绪帝的召见。趁此机会，他多次上书朝廷，建议振兴商务。归纳起来，张的建议主要包括三个核心思想：一是设商部，二是开特区，三是引外资。

1903年，在奏札中，他向光绪皇帝直言：“现时库款支绌，财力困微，其能筹集巨资，承办一切者，唯仰赖于商，农、工、路、矿诸政必须归并商部一部，否则事权不一，亦非商战之利。”

清廷君臣认为张弼士的建议有道理，于是光绪皇帝于当年9月下诏成立商部，钦命载振为商部尚书，钦命张弼士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这个事件影响颇大，创刊于1904年的《东方杂志》评论说：“实业之有政策，以设商部始。”

 1904年10月，张弼士获光绪皇帝第三次召见，他又上陈奏札，提出发展商务的12条建议。在奏折中，他建议动员海外侨民回乡投资：“动之以祖宗庐墓之思，韵之以衣锦还乡之乐。”在策略上，他提出：“凑集华资，认真提倡，选择要地，筑路一段，开矿一区。”就是将华资用在最迫切的筑路、开矿上，以此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要想富，先修路。这样的见识，在张弼士的商业实践中，其实算是常识。最能开人眼界的，还是他建议在闽粤两地开设特区。

张弼士在奏折中说，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有所侧重，首先要以沿海地区作为开放的窗口，“外埠华商，籍隶闽、粤者，十人而九，其拥厚资善经营者，指不胜屈”，所以“振兴商务，尤非自闽广等省入手不可”。

光绪皇帝当时正急于改革，他认为，国外华商能在短时间内发达起来，除了聪明才智之外，主要是他们的理念正确。因此，清廷很快采纳了张弼士的建议，先后颁发《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以种种优惠政策吸引国外华商投资。

为借张弼士的国外影响力，清廷还任命他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槟榔屿管学大臣。据当时记载，返回南洋后的张弼士，每到一处，“悬灯结彩，高挂龙旗，行者塞途，马车轰轰。观者如堵，极一时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