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都会记住一句话：世界上最好办的是政府，最难办的也是政府！

在拿这块地的时候，严子龙找了建设局的朋友，朋友很够意思地告诉严子龙，政府的事情好办，最难办的是矿务局。我和严子龙听了朋友的话，把矿务局当成了公关的重点，但是矿务局的问题解决之后，才发现最难办的其实是政府。

这个世界，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商有奸商，官也有奸官！

严子龙是个厚道商人，厚道到被人卖了还什么都蒙在鼓里。矿务局的领导同意把土地转让给伟龙地产，剩下的事情就由严子龙出面，仍旧是找建设局的朋友，但迟迟得不到答复。

我和严子龙去了几趟朋友家，朋友很有难处，说已经尽很大努力了，就得等分管城建的副县长批复。

大家苦苦地等，足足等了一个多星期，就是没有消息。该请客的请客，该送的礼也送了，依旧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说最难办的，我们也给办了，但真正走下来，路反倒没了。我和严子龙分析了几次，问他朋友是否靠得住。严子龙肯定地说，生意上合作很多年了，拿开发商工地的业务，都是靠这个朋友出的力。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给我的感觉很不好。在利益面前，总会有人不讲规则，不按情理出牌。就好比费仁，跟我是从小玩到大，二十多年的交情了，最后还不是照样把我往骗局里套，赶鸭子上架把我卖了。

如果能给个机会，我宁可把李冰冰、余秀秀当成生命的知己，也不可能把费仁和朱亘咏当人看。人与人之间，其实看的就是本质。本质若变了，哪怕是相处一百年一千年，也守不住。

世界上唯一能鉴别谎言的，只有时间。

半个多月后，事情总算理出点头绪，情况并非建设局朋友说的那样。从矿务局打听到的消息是，已经有其他的开发企业在找矿务局的领导。

得到消息，我头都大了！很显然，严子龙被人卖了！政府内部，肯定有人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其他的开发商，开发商正在背后暗中操作土地的事。

任何人知道这种事情，都会愤怒，包括我。商场如战场的道理我知道，但最起码得讲点规则。狗急了还会跳墙，更何况人！某些人就是把伟龙地产当成小儿科，想怎么捏就怎么捏，不讲情分也不讲规则，谁遇到这种事情，心里都不可能舒坦。

我没跟严子龙通气，直接开车奔到矿务局领导家里。我打了电话，领导不在，我就在小区里等。估计是上次印象深刻，八点左右领导的车就回来了，我帽子、大衣上满是积雪，领导看了都觉得有点心疼，说：“我就知道你肯定又在这等！”

进了领导家，不等领导开口，我把听到的见到的，还有心里想的，全部实话实说。今天来没有别的目的，就是想听领导一句话，如果领导想把地给别人，我绝对没话说，马上走人。

我毕竟是三十出头的人，血气方刚，当时憋了一肚子气。没来之前，我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把土地的事当做拿不到来处理，这样更能放得开。

领导是知天命的人了，对我的话不置可否。我话刚说完，他就去了屋里，手里拿着个档案袋。看到档案袋，我很为自己今晚的冲动后悔。当时的感觉是，恨不能拿把刀抹了自己的脖子，土地的事十有八九要黄了。

领导把档案袋放在我跟前，说：“上次你走得快，有东西落下了。”

我想解释什么，但领导接着说：“西街那块地，文件我已经签了，除了伟龙地产，谁说都不好使！”

我默默地看着领导，他不像在跟我开玩笑。我当时真恨不能扑上去咬他几口！那种感觉，直到现在仍记忆犹新。

从领导家里出来，感觉手里的档案袋非常地沉重。没出来之前，我不断告诫自己，这肯定是领导的托辞，一定不能相信他，不能把东西带走，但领导很正色地对我说：“不拿走，什么都别说！”我只得乖乖就范，把东西带出来。

严子龙看我突然拿回了档案袋，觉得很是诧异。我对他说了实情，他批评我做事太冲动，起码得跟他商量一下再做。基本上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有些怪我，包括余秀秀。

那天晚上我一直辗转到天亮，都没能睡着。我真的很恨自己，太自以为是，太自作主张了。我把官场上的事情，想得过于简单，做人做事，也太过于自信。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几天后，严子龙那个在建设局的朋友打电话通知，地的事定了，给伟龙地产。接到这个消息，别说严子龙，连我都目瞪口呆了。

跟严子龙到了规划局，看经办人员的样子不像开玩笑。经办人员告诉我们，需要提交一些材料，包括选址申请、可行性研究分析报告等。这些东西我在书上看过，就像男女相亲，双方父母已经同意，准备正式攀亲了。

回来后，赶紧将事情交给公司的总工程师安排人去处理。严子龙一直想不明白，事情怎么突然来了个三百六十度大转弯，最后还是把功劳归到了建设局的朋友身上。

严子龙当下打电话约建设局的朋友吃饭，想答谢答谢，对方很客气地推辞了，说晚上要加班。

当天晚上，我再次上领导家拜访。领导忙，不在家，但是好言相劝，说今天真的不在家，上北京出差了，让我早点回去别在门口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