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集权制度及其现存法规，既然在很大程度上被地方分权所破坏和取代，这就必然埋伏下了日后中央与地方、满与汉新的一轮权力斗争的祸根。继淮系而起的袁世凯集团，正是承传了湘、淮集团这样的基因，并最终形成了后来夺取中央政权的最大政治资源。

湘、淮集团开创的局面为袁世凯集团所享有，这是袁世凯集团得以顺利发展、急剧膨胀的重要条件。近代著名军事家蒋方震说过：“湘军自咸丰二年办团练始，迄光绪六年左宗棠大定回疆，为时盖三十年。自是以还，湘军之事业无闻焉。淮军自同治四年曾国藩陈湘军暮气不可用，荐李鸿章自代，遂以李节制各军，迄于光绪二十年甲午之败，为时亦三十年，自是以还，淮军之事业无闻焉。小站练兵始于光绪二十一年，五年而小成，十年而大成，今功名之盛，较湘淮军有过之无不及也。明乎递嬗之迹，以其时考之则可矣。”曾国藩集团——李鸿章集团——袁世凯集团构成了晚清历史上导致中央政权结构不断削弱并最终被打破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链条。正是这个链条，最终束缚并绞杀了清王朝。

2.袁世凯集团是甲午战争后清廷企图加强中央集权，从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手中收回军事权力的产物。在甲午战争中，“湘淮同悲”，清廷致力30余年的自强运动在丧师失地、割地赔款中宣告破产。淮军在甲午战争中覆灭，淮系失去了自己的军事后盾，从此为清廷所冷落。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军队，甲午中日战争中军事上的失败，刺激着社会重文轻武的风气发生改变，到处发出整军经武的呼声。清廷失去了淮军的支撑，也极力想早日建成一支属于自己的新的武装力量。在此背景之下，袁世凯、张之洞等洋务派开始注意以西方军队的训练方法、管理方法来改造现有的军队，这就开始了清末新式陆军的编练。于是，北洋军崛起，袁世凯集团遂继淮军集团之后迅速崛起。

光绪二十帄二十一年（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李鸿章苦心经营20年的淮军溃败、北洋海军全军覆灭而告终。这个事件，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划时代的影响，也给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重新调整创造了新的机会。甲午战争后期，清廷成立了以荣禄为中心的“督办军务处”，试图编练中央控制下的新军以取代地方的勇营，重建中央集权的军事支柱，这是从地方实力派手中夺回从太平天国时期就流失到地方督抚手中的军事大权的一种努力和尝试。“这次要旨，是想培植一个像汉人军阀一样的能控制整个大局的满洲亲贵。结果承继李鸿章军阀的，不是满洲亲贵而是袁世凯。”清朝中央政府这场旨在从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手中收回兵柄的措施，“正是袁世凯绝大幸运的照临，也就是北洋军阀基础确定的第一步”。

由于荣禄深受慈禧太后的赏识，且对军事素具雄心，“欲借机培养自己实力”，袁世凯便趋承意旨，代为谋划。因之“世凯之得在小站练兵，完全由于荣禄所提挈”。小站练兵使袁世凯获得了发展私人势力的机遇。袁世凯一到小站，立即网罗私党，抓紧建立自己的骨干班底，袁世凯集团由此产生。

让袁世凯练兵，并不等于把新军的领导权交给他。在派袁世凯督练新军的同时，又委派满人荫昌挑选八旗精壮子弟附入天津武备学堂，“预储他日将才之用”。清廷此举，意味深长。编练新军，本来就是想扶植一个能像李鸿章那样的能够控制整个大局的满族亲贵，但是遍观当时朝野，能担此重任者无人。因此，清廷一面让袁世凯练兵，一面让满人少壮亲贵荫昌选将，“实与袁世凯督练陆军互相表里，且同在天津，相距不过数十里”，既可起到监视袁的效果，又可随时将新建陆军抓到自己的手中。清廷这番心事可谓巧妙之至了。但是，一方面由于袁世凯对荣禄曾极下工夫，博得了荣禄的赏识和信任；另一方面，荣禄为人工心计、善权谋，他认识到要想培养出满洲贵族自己的新的军事力量，加强中央集权，只有先笼络、利用像袁世凯这样有才能无根基的汉族官僚才有可能，加之他在奉旨查办袁世凯问题赴小站后，亲见新建陆军军容严整，装备精良，早存俟新军练成揽为己有之心，因而极力保袁。袁世凯在荣禄的庇护下，不仅能在天津小站顺利地建立自己的最初集团班底，而且还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被擢升为直隶按察使，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又由于投机维新运动而得到一个候补侍郎的头衔。在多次风潮中，袁世凯都是借了荣禄之力，才避过了朝中亲贵的冲击，因而，袁世凯就更加依附荣禄。戊戌政变后，袁世凯立即向荣禄献策，以京畿地区五大军合编为武卫全军：“以宋庆为武卫左军，以袁世凯为武卫右军，以聂士成为武卫前军，以董福祥为武卫后军，其中军则荣相自领之，兼总统武卫全军。”袁主动将新建陆军并入武卫军，既可摆脱孤立无援的局面以避风险，又可得到荣禄的翼护，巩固自己的地位，尤可以满足清廷“集权中央”，“将主帅统辖的权力付与满人”的做法。而荣禄也“乐其推戴，且可弋取统属文武之名也，德项城甚，有相逢恨晚之感”，不久又保袁升为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仍令之专统率武卫右军，所部增至1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