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山东爆发了反对洋教为主旨的义和团运动。由于山东巡抚毓贤没有能力处理好这个事件，结果，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境内迅速燃成了燎原之势。面对山东的局势，袁世凯多次向荣禄陈述自己的看法和解决山东问题的意见。荣禄认为袁不仅是自己的人，而且有魄力，是一个解决棘手问题的能手，因此就竭力保荐袁去山东任职。这样，十一月初四（12月6日），清廷发布了派袁世凯接替毓贤，署理山东巡抚的上谕。袁世凯抚东，是袁世凯集团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袁世凯集团开始由一个单纯的军事团体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地方性的军事政治集团。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十（1901年1月29日），清廷在西安行在宣布实施新政，从此掀开了清末新政的帷幕。但是，清廷自仓皇西逃回銮后，对于庚子事变中东南督抚的行为，心中自然不无芥蒂。当时，东南督抚们联合一气竟然不执行朝廷命令，对中央的呼救置之不理却与列强各国达成默契，宣布东南互保，使东南地方保持既不倾向政府又不倾向列强的中立，隐与中央相抗衡。特别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后地方督抚对朝局影响力的加强，就更使朝廷寝食不安。因此，剥夺地方督抚权力，加强中央集权就成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以后的急务，也成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以后新政过程中的核心问题。

六月初二日（7月17日），清廷谕令：“江南自强一军，著刘坤一饬调前往山东，交袁世凯酌量分布，督饬训练，务成劲旅。”清廷此举，用意深远。甲午战争后，清廷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武卫军，在与八国联军的战斗中损失殆尽，只有袁世凯训练的武卫右军与张之洞建立的江南自强军因没有参战而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因此，夺取并扩充这两支新式军队就成为清廷在新政期间收回兵权的第一着棋。但是，老于世故的慈禧太后，知道外重内轻之势已成，并不直接去剥夺张之洞、刘坤一等东南督抚的兵权，而是不着痕迹地将自强一军调归山东巡抚袁世凯，美其名曰：“江南自强一军，素练洋操，本系备调之队，现在山东武卫右军调派三千人赴京弹压地方，该省未免空虚。”因为此任务如此重要，才要调派这支军队。这样做不仅脱去了清廷急于剥夺东南督抚兵权的嫌疑，而且，不久调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后，这两支当时中国最强的军队就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护卫清廷的任务，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主要军事支柱。

事实表明，袁世凯集团是甲午战争后清廷企图收回散落在地方的军政权力、努力集权中央的产物，因而清廷一开始就力图加强对这支新式军队的控制，并且准备时刻收归己有。至于这支军队成为袁氏建立自己私人集团的张本，袁世凯以此为资本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地方实力派，这则是清廷与荣禄在组建新建陆军时都未能估计到的。

由此可见，新政前夕袁世凯集团的兴起，正是清廷为挽救危机，企图加强与巩固皇权统治而导致权力异化的产物。

3.袁世凯集团的兴起与清末存在的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清末十余年间，中国农村经济十分残破，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艰难。农民占农村人口的90%，而大部分土地却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地主、官僚、富商、高利贷者，纷纷大肆兼并土地，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封建压榨，也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清廷为了偿付对外赔款和加强搜刮，不断加赋加捐，全部负担最后都落在了农民身上。农民负担漕粮、地丁、耗羡之外，有粮捐，有亩捐，有串票捐，田亩所出之物，谷米上市有捐，豆蔬瓜果入城有捐，一身而七八捐，因而力不能胜、弃田潜逃者比比皆是。封建地主阶级和清廷的残酷榨取，以及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造成了清末农村经济的严重残破。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民不外只剩下了三种出路：当兵；背井离乡；揭竿起义。这种情况，给以袁世凯为首的袁世凯集团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可乘之机。表现在：（1）由于农村经济的残破，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当兵，在当时已成为农民比较理想的谋生之路。这就为袁世凯在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等省招募合格的士兵，发展袁世凯集团的军事势力，提供了有利的时机。（2）镇压农民起义，成了袁世凯发展壮大自己集团力量的堂而皇之的借口与机缘。袁世凯集团正是在镇压义和团与景廷宾广宗起义中迅速膨胀起来的。袁世凯之所以能高官得坐，扶摇直上，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用义和团和广宗起义农民的鲜血染红顶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