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从19世纪70年代起，中国出现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力量。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也开始逐渐走上政治舞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一开始就受到国内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严重摧残，举步维艰。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确实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也开始逐渐壮大起来。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却又使它的发展遇到了极大的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之间所存在的这些矛盾，正是资产阶级改良与革命——戊戌变法、清末立宪之争与辛亥革命爆发的经济根源。

由于民族资本主义代表着中国新的发展方向，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每一次政治主张、要求以至行动都不能不在国内外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善于做政治投机生意的袁世凯，为了博取时望，也乐于参与其中，因而袁世凯集团在清末发展的每一重大关键步骤也无不与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与革命的行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戊戌变法中，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在京师筹设强学会，袁世凯不仅闻讯应和，而且设法提倡。对于康、梁发起的维新变法运动，袁世凯与徐世昌是支持的，而且也曾经置身其中。但到帝后两党最后摊牌之际，袁考虑再三，最后舍康、梁而就后党，向荣禄告密而出卖了维新派。袁的做法使袁世凯集团在生成期内没有遭到夭折，反而打通了与中央上层的联系，从而为该集团日后发展打下了基础。                            

可以说，以袁世凯为首的袁世凯集团占尽了清末资产阶级改良与革命运动的光华，是在封建专制主义与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与革命的矛盾与斗争的缝隙中孳生、长大的，在清末每一次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与革命的行动中，袁世凯无不置身其中，博取时望，捞取了雄厚的政治本钱。离开了清末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这一重大的历史背景，要认真考察清楚袁世凯集团形成期中的一些规律性的问题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4.清末袁世凯集团的崛起与列强的支持与扶植也有着很大的关系。袁世凯早年屡试不第，弃文从武，追随吴长庆东驻朝鲜十余年。在这十余年中，他在处理朝鲜一些关键事务上显出身手，因政绩而为李鸿章赏识提拔，一直升到了“总理交涉通商大臣”。在朝鲜出仕中，袁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外交、政治、军事经验，而且还与英国拉上了关系。在处理朝鲜事务问题上得到了英国的有力支持。当时英俄矛盾尖锐，英国唯恐沙俄夺取朝鲜，危及它在远东的利益，遂极力怂恿清廷维持其“宗主”的地位，借以抵制沙俄。为了表示尊重中国的“宗主权”，英国仅派领事入驻汉城，直接由驻北京公使领导。英国历任朝鲜总领事贝德禄（E.C.Baber）、禧在明（W.C.Hillien）、倭尔特（T.Watters）等，都对袁的言行非常欣赏，而且极尽怂恿之能事。后来，在清末长期任中国公使的朱尔典（J.N.Jordan）就是在英国驻朝鲜领事馆任职时与袁认识并交上朋友的。但这时袁世凯资历尚浅，地位不重，还不足以为列强所看中。列强逐渐瞩目袁世凯，是从他编练新建陆军开始的。

新建陆军决策的形成，说来与列强有着很大的关系。甲午战争后，不少在华洋人纷纷向清廷建议编练新军，德人汉纳根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清廷的外交顾问福士达（J.W.Foster）还向清廷上了一个《整顿中国条陈》，其中第一条就是“中国目前急务，须先整顿陆军”。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N.R.O.Coner）也劝清廷选“忠廉有才略大臣”，练成一支劲旅。这些列强在华代表之所以鼓动清廷改用西法练兵，大致说来，其目的不外乎是想推销军火、控制中国军队以及镇压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抗运动，以保护他们的在华权益。他们告诫清廷说，中国败于日本，启叛民玩视之心，华人必有心怀反侧而蔑视皇权者，战后较日军进犯时要危险10倍。福士达在《整顿中国条陈》中还说：“陆军未成，则不能使人遵守国家纪律。”袁世凯编练的新建陆军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适应了侵华列强的这种政治需要，因而才得到了列强的大力支持。它实际上是列强侵华政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