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夏，山东各地爆发了反对外国教会势力的义和团运动，山东巡抚毓贤处置不力，一时山东成了反帝风暴的中心，这就引起列强的极大恐慌。一时，形势紧张起来。德国以出兵相恐吓，美国驻北京公使康格公然要求清廷撤换毓贤，派一个能干的人代替他的职位，并说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从而成为列强推荐袁世凯抚东的第一人。四月底，荣禄命令袁世凯率领新军八营前往山东德州，明为演习行军操法，实为“隐寓钤制之术”。此时的袁世凯血气方刚，甚至跃跃欲试，想与德军决一雌雄。但他经过在德州一段时间的观察后，便改变了主意，他认为“整军察吏、防海治河，与夫清内匪以安民生，慎外交以敦睦谊”，才是保全发展自己的上策。在列强的怂恿与荣禄的保荐下，十一月初四（12月6日），袁蹿升“署理山东巡抚”，并于二十四日（26日）率领新建陆军到达济南，开始进行用军事控制山东政治局势的尝试。为此，十一月初五（12月7日）康格在给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报告中说：我高兴地报告您，昨天武卫军袁世凯将军受命代理山东巡抚；他是一个能干勇敢的人，和外人交游甚广，相信皇上给予适当的谕旨以后，则扰乱即可停止，秩序即可恢复，我们希望如此。

在山东，袁世凯也确实没有辜负列强对他的期望。接任后，他立即保教剿拳，不仅把山东义和团运动镇压下去，“教士等之归自中国者，莫不颂述其恩”，而且还在清廷向列强宣战后，又致电上海英国代总领事华伦（P.M.Warren），表示愿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采取一致坚定立场，维护和平。他以山东防务吃紧，“内制伏莽，外备强敌，地广兵少，勉敷分布”为由，拒绝了慈禧太后命令他火速带兵北上应援的旨令。庚子事变中，八国联军兵至山东境界时也由于袁及其团体的表现未再进入山东。袁世凯在山东时期和庚子事变中的表现，赢得了列强的普遍好感。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死后，列强一致要求清廷用袁代李，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来保全他们在华的权益。因为列强深知，直隶总督握有军权，控制京畿形势，足以对清廷的政策产生莫大影响。德国公使穆默为此还专程跑到武汉，敦促张之洞上奏清廷，说明各国“众口一词”，希望袁世凯代李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事实表明，袁世凯及袁世凯集团的兴起与发展，与列强支持与扶植有着极大的关系，正是在列强的扶植下，袁世凯集团才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终发展成为一个能够决定国家全局事务的军事政治集团。

（二）发展的脉络

袁世凯集团发轫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天津小站练兵时期，开始发展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戊戌变法时期，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期，袁世凯集团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完善、较成体系的军事、政治集团，这是袁世凯集团能够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以后的清末新政中取得重大成就的张本和根据。清末新政中袁世凯集团之所以能够做得轰轰烈烈，其基本原因即在于此。

1．小站时期核心班底的形成。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清廷“鉴淮军不足恃，改练新军”，任命原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式武装，取名“定武军”。袁世凯立即抓住清廷急于“整军经武”的这一机会，组织幕友，撰译兵书，主张仿效西方军制，编练新军，遍送当朝权贵，一时博得了“知兵”之名。经各王公大臣的推荐，袁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底接替胡燏棻，主持天津小站的练兵事宜，袁世凯集团由此产生。

袁世凯训练新军，虽然也主张“全盘西化”，参照德国陆军范式，但更重要的是继承了曾国藩、李鸿章的衣钵，以封建宗法关系勒束属下，将新建陆军训练成一支“兵为将有”，绝对服从自己命令的自属队伍。所以袁世凯一到小站，第一件事就是网罗一批私党，抓紧建立自己的骨干班底。

袁氏筹建自己最初的班底，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这个班底组成的条件，大致不外乎这样几项：（1）袁氏自己在长期阅历中所认识交结的一批志同道合者，如徐世昌、唐绍仪等。（2）袁氏前辈与之有直接间接关系者，如姜桂题、任永清等。（3）长期追随袁氏已表现出其忠诚与才干者，如吴长纯、吴凤岭、刘永庆等。（4）上级或有地位影响的人推荐而来者，如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人。这些人都由袁个人招募而来，官禄的予夺实际上全由袁的喜怒而定。这样，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朝廷的忠心就很自然地转移到了袁的身上，一切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形成所谓“半私人性质”的军队。他们和袁世凯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理解成为一般公务上的，而是带有严重的人身依附性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依附关系大都越来越深。以后，在袁世凯权力膨胀的过程中，他们大都青云直上，取得了高官厚禄。

在袁世凯的小站班底中，最早和袁结下深厚情谊的有徐世昌、唐绍仪、阮忠枢三人，他们在小站集团组合之前，就和袁私交甚笃，过从甚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