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原籍天津，咸丰五年（1855年）生于河南汲县。幼年进私塾读书，成年后，做过沁阳、太康、淮宁各县署文书和家馆教师。光绪五年（1879年）在淮宁认识袁世凯，“互相倾服，遂定交”，结拜为兄弟。“徐比袁长四岁，经常在一起游玩，相处甚得，为总角之交。”“徐公无力入都应试，公助以川资，始克成行。”徐于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光绪十二年（1886年）中进士，当上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五年（1889年）散馆，授职编修，曾任过国史馆编修、武英殿编修。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袁世凯获得组建“新建陆军”大权，在天津小站筹建班底，自然不能忘了他的这位曾使自己倾心的盟兄，而此时徐为七品京官，囊中羞涩，生活清苦，愿意降格外放。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袁世凯奏请清廷，派徐世昌以翰林兼“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总办，往来京津之间，赞襄戎幕。当时重文轻武，以翰林而当营务处者稀有。“徐因与袁系总角之交，而袁用西法练兵，又与自己的识见相同，且借此可以增加收入，遂降格以相从。”从此，徐成为袁的重要谋士。天津历史博物馆藏袁世凯朋僚函电几十件几乎全是写给徐的，由此可见二人关系之一斑。

袁世凯和徐世昌结识并加深友谊的同时，还与唐绍仪定下了金兰之交。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人。其父唐巨川是一个长期从事茶叶出口的商人，其族叔唐廷枢当过英商怡和洋行的买办，后来随李鸿章办洋务，经营和创办了著名的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深为李鸿章所器重。唐绍仪不仅从小受家庭的熏陶，更重要的是他12岁就远涉重洋，到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美国留学，进入著名的耶鲁大学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光绪七年（1881年）被召回国，入天津水师附设的洋务学堂读书。次年，他作为帮办朝鲜海关事务前驻天津德国领事穆麟德的秘书被派往朝鲜。在甲申政变中，他因其突出的表现为袁赏识。“袁世凯与唐绍仪相识后，互相爱慕，两人感情极为融洽，结为盟友，彼此帮助，共求上进。”甲申政变后，袁世凯被任命为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赴任之时，他首先选择了唐绍仪做自己的西文翻译兼洋务委员，实际上是作为袁这一时期在朝鲜的副手。

袁世凯在唐绍仪的协助下，声名鹊起，深得清廷与李鸿章的赏识和信赖，在朝鲜连任10年，唐绍仪以袁的主要助手的身份，获得了与袁同步升官的机遇。袁世凯由知府、候补道，而实任道员、二品顶戴；而唐氏则由候补县令而直隶州州牧，再到候补知府，三品顶戴，其升迁速度之快异乎寻常。二人的关系也在合作共事中不断升温和发展。

光绪十七年（1891年），袁嗣母牛氏病重，请假回籍，在代理人问题上，他认为唐绍仪，优智略，明机宜，确有应变才而荐唐代职。他说唐绍仪“忠直明敏，胆识兼优，熟悉韩情，请委令代理”。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袁世凯无法在韩继续执行使命，要求内渡，并再次请唐自代。唐绍仪临危受命，毫无怨言，并积极电告国内，助袁成行，使袁死里逃生，安全回到大陆。袁、唐在朝鲜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情谊。唐绍仪这种临危不苟的行为，无论是公益还是私情，都毫无疑问地使袁世凯非常感激。唐的忠诚与才干在袁氏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末，袁世凯正式接任在小站编练新军。他没有忘记唐绍仪这个患难之交，恳请他来军协助徐世昌负责营务处，继续发挥他外语与外交方面的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