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袁世凯早期生涯中，与他结交的还有另外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阮忠枢。此人后来成为袁世凯集团的一支笔，袁氏幕府的总文案。阮忠枢，字斗瞻，安徽合肥人。出身于淮军将领家庭，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举，受到李鸿章的器重，先后派他做过北洋水师学堂的汉文教习和北洋军械局总文案。袁、阮二人由相识到相交，中间还有一段比较复杂的插曲，也带有很大程度上的偶然性。早在袁世凯由上海前往山东投奔庆军统领吴长庆的路上，无意间在旅途中遇见阮忠枢。由于他们同行同宿了几天，因此互相结识。通过交谈，袁世凯知道阮忠枢将进京会试。他也将自己的家世和现在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阮忠枢，阮又资助了他，然后才依依作别。二人从此相识相交，颇有相见恨晚的情势。甲午战争结束后，袁世凯到北京打关节，走门路，又恰恰地遇上了阮忠枢，并且是阮帮了他的大忙。因为这时候，袁世凯正在努力争取训练新军的事。他在京办这个差事的时候，深深地知道：当时官场中的惯例，仅有朝中大员对他推荐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走内线。恰巧他从前在旅途中结识的阮忠枢，这时正在李莲英的弟弟家里处馆。这个李莲英弟弟的家，实际上也就是李莲英的家。袁世凯也就是通过这个关系和李莲英拉上了交情。不但如此，袁又通过李莲英，结交上了当时的权臣荣禄。这样，等到醇王、庆王会同军机大臣保举他来训练新军的时候，慈禧太后很快地就批准了。这件事，李莲英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袁世凯在此期间与其兄袁世敦的书信中也曾云：“ 正在侘傺无聊时，忽遇契友阮君斗瞻（忠枢）愿做曹邱生，劝弟投其居停李总管（莲英）门下，得其承介晋谒荣中堂。”据此，袁世凯进身荣禄，是经由阮忠枢做媒介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底，阮忠枢由李鸿章推荐入袁幕。“入幕未几，大倚任之。时中国初创新军，规划闳远，多为常智所不及。君独深思眇虑，洞烛其所以然，军制饷章文牍机务咸出其手”，“幕府所赖唯君一人”，袁保举他的考语是“才长心细，学博识优，平日留心时务，遇事义理自持”。阮氏从此成为袁世凯集团一名核心成员。

袁世凯到小站筹建新建陆军的时候，鉴于他对新式建军也缺乏知识与经验，他请求李鸿章、宋庆和聂士成以及时任北洋武备学堂总办荫昌等重要淮军将领推荐了一些淮军“人才”。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就是通过这条道路与袁走到一起的。当时，新建陆军的将官大多出自天津武备学堂与淮军营伍。经李鸿章提携于前，袁世凯罗致选拔于后，故时将才称盛。据前所道：如姜桂题、杨荣泰、龚友元、吴长纯、徐邦杰、任永清、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梁华殿诸将都隶麾下。如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何宗莲、马龙标、雷震春、王英楷、吴凤岭、赵国贤、田中玉、孟恩远、陆建章、曹锟、张勋、段芝贵等其时仅补偏裨，后都成大将。而其中姜桂题、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四人，尤为闻名于时，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还被称为“北洋三杰”。

以小站练兵为纽带，袁世凯和上述人物结合到了一起，这对袁世凯集团的形成和袁氏以后权力的角逐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袁世凯不可能料定自己的前程，更不可能确定他们将来会成为自己的“臣下”。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袁世凯和这些人物在小站时期以练兵为机缘建立起来的联系，已经超越了一般的人际关系。他们在以后的复杂艰险的时局变动中，在“北洋”的发达过程中同甘共苦，患难相依，相互信赖，情谊弥深。一旦时局发生动荡，有机可乘，他们就会拥袁进取，发挥集团班子的骨干作用。即使在与对手交争不利的情况下，他们也能以袁为旗帜，紧紧抱成一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成了袁世凯最初的集团班底。

2．山东时期骨干成员的扩大。袁世凯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他当然不甘心局限于小站一隅，而是时刻想着出任封疆大吏，以便鹏翔九霄，龙归大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这样的机会终于降临了，而且来得不早不晚，恰恰是袁世凯新建陆军筹建工作告一段落，袁世凯集团框架刚刚搭成的情况下。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夏，多年积累的中外矛盾、内部矛盾不可调解，义和团运动终于在山东爆发。由于山东巡抚毓贤没有能力处理好这个事件，结果，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境内迅速燃成了燎原之势，几乎每个村庄都建起了拳场。面对山东动荡的局势，袁世凯多次向李鸿章、荣禄、慈禧太后陈述自己的看法和解决山东问题的意见。荣禄认为袁有魄力，是一个解决棘手问题的能手，也竭力保荐袁到山东去。因此，清廷于十一月初四（12月6日）发布了派袁世凯接替毓贤，署理山东巡抚的上谕。二十四日（26日），袁世凯率领其新建的军队到达济南，开始实现他发展自己的更大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