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袁世凯和袁世凯集团来说，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一月，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月份。这是因为：（1）在此之前，袁氏仅仅是一个军人，袁世凯集团也仅仅是一个初具雏形的军事团体。这之后，袁同时成为一个封疆大吏，袁世凯集团也由一个军事团体开始发展成为一个军事政治团体。在此之前，袁世凯集团仅仅局限于小站一隅，之后成为山东一省的主人，有了一块不小的根据地和势力范围，这对于袁世凯集团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2）袁世凯及新建陆军开赴山东，直接使袁世凯集团在不久发生的庚子事变中躲过了一场危及本集团生存与命运的危机。 因为，此时袁世凯及所部如果还在天津小站，那么庚子年八国联军向中国开战，首当其冲之地便是天津与直隶。袁如果不与洋人开战，就是奉旨不遵，不但官运没了，就是脑袋能不能保得住还是个问题；如果奉慈禧太后之命与联军开战，则不但胜利没有把握，就是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一点政治本钱也会在这场战争中损耗殆尽。况且即使自己没有战死，辛丑议和后自己还不是充当清廷一个替罪羊而被押上断头台吗？由此看来，袁能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督抚山东，不仅是袁世凯集团开始发展的一步，更使这一集团躲过了一场即将到来的灭顶灾祸。从这一点上说，袁世凯及袁世凯集团是多么幸运了。李剑农在评价这一事件对袁世凯及袁世凯集团的发展影响时说：“庚子五月二十一日，袁曾奉旨调新建陆军入都，这是袁与北洋军阀存亡的一个大关头。西太后的意思，是要他入京帮助义民的；荣禄的意思，或者是要他去解散义民，或者是要他去保驾，不甚明了；东南各督抚，也有主张‘袁慰帅即由山东提兵由保定进京，以清君侧、护两宫为要义’的；但是袁将所部军队一部分开到直、鲁接境各处，却不前进了。假使袁果提兵北上，一定是那些义民的大敌；联军到了，恐怕也不认得他罢!他还是打义民呢？还是打联军呢？所以他带兵出抚山东，与此次顿兵不进，又是幸运照临他的一点。”蒋方震在《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一书中也认为：“光绪二十五年，荣禄练武卫军，以聂士成、马玉昆、董福祥、袁世凯为前后左右四军，拳匪之乱，聂军死于难……董福祥以附拳乱被黜；马犹保其地位，然无地盘；独袁世凯率其军以入山东，不惟免于难，且因之成大功焉。”单就袁世凯及袁世凯集团的发展存亡来讲，李、蒋二氏的看法都是有着一定道理的。正因为袁世凯及其团体及时离开了当时政局的是非之地天津，才使他于此时在两难境地、复杂局势面前能够从容考虑与应变，做到慈禧太后与列强两边都不得罪，从而为日后他的官星高照与袁世凯集团的发展在万难境地中争取到了一片生存空间。单就这一点来说，袁世凯及袁世凯集团的发展实际上也不是如常人认为那样来之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