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武职人员

田恩来，兖州镇总兵；龙殿扬，曹州镇总兵；张大鹏，临清营副将；印格，寿张营游击；孟标，台庄营参将；吕奎，即墨营参将；王朝清（改名朝勋）兖州右营守备；雷振乾，即墨营守备；刘安邦，濮州营守备；王福官，曹州中军守备；宋寀庆，抚标守备；黄占元，曹州营游击；吴全发，登州营都司；于相平，抚标右营守备；周桂林，临清营都司。

以上为实缺各镇武职人员。

周鸿书、吴耀远（副将加总兵衔）、董德成（副将）、陈朝发（参将加副将衔）、张凤仪（参将）、邱道元、张居仁（参将）、刘福新（参将）、张明德、花凤魁（游击）、汪正和、王春高、张振基、马成功、孟继夏、王明（游击）、何其昌（ 守备）、顾相魁、李毓德、吴金喜、王春才、曲辅廷（都司）、邱镇荣、赵启清、邢得芳、郑彦仪、张向明、徐德富（都司）、郭成、吴志宏、刘振兴（副将加总兵衔）、朱康仁（参将）、陈贵安（都司）、马清林、刘福元（守备）、刘文德、王启荣、吴英杰、金大泰、朱维发、龚得九、张长清、丁得腾、张孝忠（补用守备）。

以上是无实缺的部分武职人员，其中可能有一些是服役于武卫右军先锋队之内，他们部分因参加河工而得保奖。

（3）河工受奖文武人员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夏，山东河工正吃紧之时，河堤决口180丈。袁世凯亲赴工地督工，且使用武卫右军工程营的最新工具与炸药救急，与武卫右军先锋队多营兵工（步队），均能及时抢救，九月二十八日（11月8日）保奖人员一批，其名单如下：

文职：李继纲（以道员分省补用）；蒋浚启、陆嘉谷（候补知州）、阮忠枢（分省试用同知）、朱猛（皆以知府补用）；萧凤文、车保成、何澍（皆以知州补用）；秦鼎、汪寿熙、邹英麟（皆以知县补用）；丁达意（工程总办降调道员，继续总办工程）。

武职：吴志宏（总兵记名简放）、郭成（副将赏戴花翎）、朱康仁（副将，加总兵衔）、张勋（副将）、张士造、黑鸿甲、陈贵安（游击，加副将衔）、王得坪、聂汝清、卢永祥、束兆瑛（都司，加游击衔）、唐天喜、张永成、曹锟（补用都司）、李得顺、朱家余、朱长安、张在祥（补用守备、加都司衔）、裴家兴（千总、加守备衔）。

以上文武职人员，多是武卫右军与武卫右军先锋队现职人员，袁世凯对他们颇具厚望，故尽量给他们立功保奖的机会。

（4）江南自强军的重要将领

袁世凯任山东巡抚的时候，扩充武卫军并不是他增加自己权力和为将来准备机会的唯一办法。他在这一时期中的军事妙计，还包括取得张之洞的自强军的指挥权。六月初二（7月17日），朝廷上谕：“江南自强一军，著刘坤一饬调前往山东，交袁世凯酌量分布，督饬训练，务成劲旅。”对于这一举动，张之洞颇感诧异与表示不满，他曾致电刘坤一，询问调动的原因。刘也奏折朝廷提出异议，表示不同意把已训练渐有成效的自强军调走。袁世凯也装模作样地上奏要求取消此议，说什么自己“材与力均有不逮，与其贻误于日后，曷若直陈于事前”。但朝迁坚持未允，批其“勿庸固辞”。显然，“尽管袁氏提出异议，但如果事先没有得到认可，把这样精锐的部队调给他指挥是不太可信的。事实上，这件事必然早就由他撺掇好了。也可能他觉得他的地位已经足够巩固，因此敢于去踩长江流域那个强有力的总督的脚指头。”此时自强军步、马、炮队十一营，约有3000人，由全军统带兼第八营管带、记名总兵张腾蛟与全军营务处兼第一营管带、记名总兵卢国泰统率带至山东，交给袁世凯，归入袁世凯集团行列。此军后随袁世凯入直，曾随段祺瑞、倪嗣冲在冀南剿拳。驻保定之时，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腾蛟、卢国泰先后病故。袁世凯调武卫右军记兵总兵、自己心腹赵国贤接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赵调宿卫营统带，袁世凯再派自己十分信任的武卫右军右翼第三营统带、新授正定镇总兵徐邦杰接任。至此，此军将士已完全与武卫右军混成一体，成为袁世凯集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南苑正式改编为北洋军的第六镇。江南自强军移交给袁世凯这件事表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秋，“中国最优秀的三支军事部队中已有两支在袁的控制之下。两者虽然都比较小，但是却可以成为一支大部队的有价值的核心。”袁在山东时期所接纳的这些成员与军事力量，为他不久在新政中迅速扩张私人集团的势力奠定了雄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