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袁世凯集团关于新政的指导思想

《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不能仅仅简单地把它看做是袁世凯集团对清廷上谕的响应与服从，实际上，它成为袁世凯集团后来在清末新政中的指导性文件和纲领。袁世凯移督北洋所行新政基本上就是按着这一奏议的思路进行的。

袁世凯认为：“全局至重，庶政弥繁。当积重难返之秋，为改弦更张之计，因革损益，各有所宜。现或苦于人材之不敷，或绌于财力之不足，而又有浮议挠之，痼习蔽之，虽有良法美意，未易一概施行。臣权衡轻重缓急，通盘筹划，其骤难兴举者，贵乎循序渐进，不可操切以图；其亟须变更者，又贵乎明断力行，不为庞言所动。核其要在于熟审治法，能慎始乃能图终。探其本在于广植众材，能得人乃能行政。其余理财讲武，以次递施，因时制宜，兴利剔弊，而成效乃可得而言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袁世凯向朝廷提出了他的关于新政实施方法的10条意见。

1．慎号令。袁世凯针对戊戌变法到庚子前后朝廷朝令夕改的情况，指出：“号令者，国之大权，臣民之所钦仰也。必精审详度，计天下实可遵行者，而后毅然出之，决无反汗，期在必为，始可风动四方，日臻上理。倘不慎之于始，或发一号而窒碍多端，势将半途中辍。或施一令而流弊丛出，又将易辙而行。甚或破除积习，不便贪庸，群起撼摇，多方阻格。持之不坚，终将废置。迨号令频更，众情疑惑，遇有善政，亦且相率观望，视若具文，不肯力行，安能收效。”袁世凯认为，要想真正取得新政变法的成功，一定要慎重号令，一旦“择定施行，便成万钧不移之势，无论如何为难，亦必坚持定见，始终不渝”，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新政的成功。袁世凯移督北洋后的行动事实，便是对这一政治主张的最好注释。 

2．教官吏。袁世凯认为，要想取得新政的成功，就必须改变过去那种行政人才“用非所学，类多娴于文艺、拙于政事。又自咸同军兴而后，保举捐纳，阶进日多，流品益杂”的现象。所有官吏必须懂得“一切西政、西史”，或“派令出洋游历”，或“分设课吏馆，专就吏治、时务、交涉等项，择要辑书”，发令官员学习。今后录取官员的标准，“必广求兼通古今中外之人”。只有这样，才能使官吏阶层既无“废弃之忧”，又能“鼓舞奋兴”。“济急之方，莫先于此。”

3．崇实学。袁世凯指出：“百年之计，莫如树人。古今立国，得人则昌。作养人材，实为图治根本。查五洲各国，其富强最著者，学校必广，人材必多。中国情见势绌，亟思变计，兴学储材，洵刻不容缓矣。”要想造就新式人才，就必须让各行省“多设学堂，或仿照各国学校章程，区分等次，以次推广。务使僻壤穷乡，皆有庠序。择中外有裨实用之各项书籍及各国著有成效之各种学术，延师讲授，分门肄习”。当务之急一在于翻译西书，二在于酌聘洋员作为教习。只有这样，才能使新式人才迅速蔚兴，新政才不至于流于形式。

4．增实科。袁世凯认为，要想造就新政人才，就必须渐废科举，相应增加实际应用学科。“其旧科中额，每次递减二成，实科递增二成，以六成为度。使士子知所趋向，争自濯磨，皆渐勉为有用之材，以求奋于功名之路。迨三科之后，学堂中多成材之士，考官中亦多实学之人，即将旧科所留四成帖括中额概行废止，一并按照实科章程办理。”袁世凯认为，如各省真正能够如此“一律举行”，则风气不难丕变，新政不难举行，博达时务之人才不难出现矣。

5．开民智。袁世凯认为，中国腹省风气未开，士民多囿于一隅，孤陋寡闻，民智未开，不了解西洋、西学，隔膜甚深，这是新政施行的最大障碍。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多开报馆，介绍西洋“各国新政近事以及农工商矿各种学术”，“专以启发民智为主”，以收“可益民商生计”。

6．重游历。袁世凯认为，应该广派官员分赴外洋各国，考究各国政治、学术、风土、人情，广泛学习和了解西洋各国，濡染日久，智慧必生。这是“知时局”、“识洋情”、“成材捷速”，办理新政必不可少的条件。

7．定使例。即重视办理交涉人员与出使人员。袁世凯认为，出使外交人员，不仅有“重谙交涉”之务，而且有“重习商务”之责。处理好这一问题，是办理好新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够使“内外情通，洋务娴熟，交际之间，应付咸宜，而本国利益，在在均占先著”。

8．辨名实。袁世凯认为，办理新政，必须杜绝官吏的贪污中饱，从根本上解决官吏的贪污腐败问题。而实现这一方案之道即在于：“各官廉俸，从优厘定，计足以资事畜。又量差缺之优绌烦简，酌定经费以资办公。其散职冗员，无所事事者，分别裁并，节其薪俸以供挹注。而经手理财人员，不妨格外从优以杜侵蚀。此外凡财赋厘税所入，涓滴之微，锱铢之细，亦必列为公帑，不准稍有损耗。盖明予之千金有所不吝，而暗取之丝毫在所必严。有坐赃者尽法痛惩不贷。果能事事核实，不但赋税可期倍增，即将来仿行各国兴利致富诸法，亦可期有成效。综核名实之道，必当以此为先务。而理财得失，关键亦即系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