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袁世凯集团举办新政的地区范围

袁世凯集团举办新政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山东、直隶以及东三省地区。

1．山东地区。光绪二十五年（1899），袁世凯在荣禄的帮助下，率领他的武卫右军前往山东就任巡抚。短短两年中，他就将此地经营成了他的巩固的后方。事实上，早在新政上谕颁布之前，袁世凯已经在山东地区倡议推行起来。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冬，袁世凯即先后给张之洞、刘坤一去电建议举办新政。他说：“前数日曾致电行在，谓和议将成，赔款甚巨，此后愈贫愈弱，势难自立，如蹈常习故，直无办法。宜请旨饬内外臣工各陈富强之策，以备采施。”他还说，由于“承乏疆寄，未便畅言”，特请盛宣怀电请朝廷，说明“运筹在枢臣，奉行在疆臣，枢疆合谋，始可补救”。他还认为：“自强无望，势难立国。”他怕孤掌难鸣，请刘坤一、张之洞联合行动，不断上奏。张之洞、刘坤一赞同袁世凯的看法。张说：“枢疆合力补救，扼要得法，此入手一定步骤”。并说“此时不言新政，但言化新旧之见而已……众情如此，或有振作之机”。袁世凯复电表示赞同张之洞的“化新旧之见”的见解，并请他以此意撰稿，“约诸达人列衔，相机上陈”。这说明，袁世凯是清末新政的最早发起者和推动者。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山东时期进行的。

在新政实践方面，袁世凯在山东时期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武卫右军先锋队。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三月，袁世凯以“山东为海疆要地，关系最重”为由，将“东省现有各营，汰疲去冗，分别裁调，集成新兵二十营，增立一军，仿照武卫各军营制，另订饷章，认真训练”，名为武卫右军先锋队。

（2） 创办山东大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根据袁世凯和其他督抚的奏请，于八月初一（9月13日）发布上谕说：“人才为政事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命令各省设立大学堂，府、厅、直隶州各设中学堂，州、县设立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幼儿园）。这是清廷大肆开办新式学堂的开始。对此，袁世凯反应最为迅速。不久，他即于济南设立山东大学堂，参考国外的教育章程，拟订了详细的试办章程、条规、课程、经费等方案。由于学制必须是小学升中学，中学升大学的阶梯结构，但中、小学正在筹办，难以短期骤成，在学制不备的情况下，袁世凯采取临时过渡措施，决定这所大学先办附属的小学和中学，并附设译书局，翻译各科西方和日本教材。学堂经费为6万银元，从税契收入中支拨。委任周学熙为大学堂总办，聘请在登州办理基督教的理文学馆的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该校于是年冬正式招生开学。与此同时，他命令山东各府、州、县次第开办中小学堂。

（3）创办商会。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刘坤一在江苏设立商务局即商会，华商之有近代性的整体商会自此开始。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袁世凯根据新政要求，于济南设立山东商务局即商会。它的宗旨是“以培生计而维利权”。袁世凯认为：“富国裕民之道，农、工、商三者，实相为表里。中国农学、工艺，向少讲求。而自各口互市以来，风气开通，人渐知注意商务。各省亦间有商务局之设。然卒难与西商颉颃者，则以官商势隔，上下情暌，倡导之术不宏，而扶持维护之责未尽也。”而且，“中国商人力薄资微，智短虑浅。官吏复轻为市侩，斥为末民，平时则听其自为懋迁，遇事辄不免多方抑勒。故良商畏避官吏几如虎狼，自保弗暇，奚暇远谋。而奸商则恃无稽察，挟诈营私，影射诳骗，甚至依附洋商，走私漏税，弊端百出，官吏转无如之何，坐使洋商专利，华商受困。若不亟图整顿，恐中国商利外溢，将益重江河日下之忧”。袁世凯痛感如此，特设此局，以图官商沟通，便利工商业的发展。他的上述看法，切中时弊，确是中国当时微弱的新兴的工商界所面临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决定创设商务局进行补救，“以培生计而维利权”。

商务局具有发展工商业，保障利权，不依赖洋商并与之竞争等方面的职能，这在其章程中，均有明确的规定。比如，在会商家，急需资金周转，可向商务局申请贷借，俟货物行销后，即行归还；商家兴办大宗贸易如需资本过巨，无力筹措者，可禀请商务局审查，确系有益于商务者，可以酌给资助；评议了结商界财产讼案；土棍、吏役、官员凌压商民者由商务局查明，禀告地方官与巡抚查办；以低劣货物假冒名牌者，由局查明惩处；鼓励自办商业学堂；刊印商务报以广见智，并翻译西方商学、商法及理财富国之书刊；调查本省货物，以供商民参考之信息；鼓励精工巧匠，家传专门艺术和新法产品，可以抵抗洋货者，查明请巡抚授予奖牌并给予专利权若干年；鼓励抵制洋货，并由官妥为保护；凡创设公司，扩充商业，振兴工艺，借以开通风气，由商务局考核其动用资本多寡，收回利权之大小，由巡抚分别给奖，以为通商惠工者劝；设立巡勇，用于保卫商民，等等。商务局总办由袁世凯的得力伙伴唐绍仪担任，“以专责成”，并委富绅孟继笙、萧应椿为会办。商务局虽然是官办，但官民结合，它成立虽晚于江苏，但为其他各省之先。它为袁世凯后来创办直隶商会，光绪三十年（1904年）商部通令成立商会提供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4）整顿吏治方面。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以后，注意整顿吏治。当时山东候补官员达1000多人。这些官员终日无所事事，或征逐酒肉，或奔走钻营，对于兵、民、刑、钱、谷诸事，茫无所知。这样，如果一旦担任实缺，不得不假手幕僚和胥役，病民蠹国。袁世凯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为了整饬吏治，他创办了课吏馆，拟定章程，购置书籍，分别有重点地对候补官员进行短期培训，使候补官员讲求经济，砥砺学行，成为可用之才。不仅如此，在创办课吏馆的同时，袁世凯又开办了校士馆，招收举人、贡生、生员、监生入学。学习分两大类，一是中国政事、史论，一是外国史鉴、政治、艺学，使这些学员开阔见闻，渐窥西学门径，由粗及深。袁世凯的上述措施，无论就其学馆本身或今后发展的方向，都是有益无损的好事。它为袁世凯督直时期对吏治的整顿提供了经验，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