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学术理论、方法传入中国的同时，不少外国人组成所谓“科学考察团”、“远征队”来到中国，掠夺中国的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资料。他们以学术团体的面目出现，用一套“学术”的理由蒙骗中国人。而且，他们所搜集的资料，往往是中国学者所忽视的东西。所以不光政府官僚们对这些“考察团”、“远征队”的性质不甚了了，听任他们到处进行“科学”的考察、访问，即便是一般学者也麻木不仁，安于搞那些早已陈腐的学问，做官样文章，坐看外国人将中国的历史文化资料一批批偷盗了去。唯有那些具有现代学术知识和强烈民族意识的学者对此深感不安，他们也在搜集、整理新材料，但由于设备、技术缺乏，工作经验不足，组织不力，势力单薄，因此无法与外国“考察团”相抗衡。傅斯年决心改变这种局面。他说：

在中国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是最多的，欧洲人求之尚难得，我们却坐看他毁坏和亡失，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着实不服气就是物质的原料以外，即便学问的原料，也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我们很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所以才有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1］他是怀着“不满”和“不服气”的心情，为避免中国各种学问的原料外流而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的。

［1］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60页。

总之，中国历史学、语言学的发展向人们提出了搜集整理新资料的要求，造就了一批优秀的学问家；外国人对中国历史语言学资料的掠夺激起了中国学者搜集保存新资料的热情，这是史语所创办的客观原因。傅斯年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学问的根底，又精通西方的史料学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具有优秀的领导、组织能力，这是他能够走到这股学术潮流的前列，成功地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主观条件和关键之所在。

抗战前史语所的发展

（一）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为了明确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学术宗旨，1928年5月，傅斯年撰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以研究所筹备处的名义刊登在10月出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上。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通过对于欧洲历史学、语言学研究状况的简要介绍，揭示了这两门学科的内容、范围、方法和研究宗旨。他说：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他说，欧洲的语言学产生于18、19世纪之交，经过几个大学问家的努力，很快发达了起来，不论是综合的系族语言学，还是各种专门的语言学，都已蔚为大观，尤其是实验语音学、方言的研究，成绩更为突出。他说：本来语言即是思想，一个民族的语言即是这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语言学总是一个大题目，而直到现在的语言学的成就也很能副这一个大题目。

中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语言学和历史学在中国发达甚早，公元前2世纪的司马迁，传信存疑，别择史料，写作《史记》八书、制作年表，“若干观念比十九世纪的大名家还近代些”。北宋的欧阳修作《集古录》，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学的真功夫”。司马光作《资治通鉴》，“遍阅旧史，旁采小说”，和刘颁、刘恕、范祖禹诸人，利用一切可以搜集到的材料，认真比勘考订。到北宋晚年这方面又有长足的进步。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向发展下去，到了明朝，就应该有当代欧洲的局面了。可是元朝以异族人入主中原，明朝崇尚浮夸，所以历史学、语言学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后退了。明清之际浙东学派开了“一个好端涯”，清初顾炎武的历史考证、音韵学研究，阎若璩的历史地理学及辨伪方面的成就，均为世人所瞩目。“亭林（顾炎武字）、百诗（阎若璩字）这样对付历史学和语言学，是最近代的：这样立点便是不朽的遗训。”但是近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学和语言学并没有沿着前人开辟的正确方向走下去，也没有因为和西洋人接触而借用其新工具，扩张新材料，而是煞费苦心地在那里修元史、修清史，做官样文章。更有甚者，不仅自己不使用新材料，就连别人正在使用的新材料也加以抹杀，如甲骨文字，外国人都在极力搜求研究，而我们语言学的“大权威”，却将其视为赝品。这在观念上、研究方法上都是一个大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