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到康平路大院之后，市委办公厅小礼堂，有时在周末晚上放映一场电影。爸爸提出，无论是谁，到小礼堂看电影都要花钱买票，他说：“老百姓看电影哪个不买票啊？”

“电影”二字的魅力无穷。“今天晚上小礼堂放电影！”这个开心的消息，像长了翅膀飞进家家户户，孩子们高兴地跑向小礼堂。气氛原本严肃庄重的会议场所，立刻变成欢乐的电影院。放映的影片一般是国产新片，比如《甲午海战》；也有进口片，比如《阿尔及利亚姑娘》，等等。正片放映之前，总要先放映最近几期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新闻简报》。

爸爸难得有空看电影。他看过的影片太少了，只看过著名电影演员张瑞芳主演的《李双双》等数得出来的几部影片。妈妈基本不看。

爸爸、妈妈都爱听京戏。妈妈买来一些京剧唱片，爸爸得空就欣赏。爸爸听戏常向妈妈请教：“这是程(砚秋)派吗？” 、“这是谭(富英)派吧？”妈妈自幼生长在北京，从小爱听京戏，会唱几段京戏。

1961年8月8日，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去世。爸爸晚上下班一进家就沉痛地告诉我们这个消息。那天正值“秋老虎”，闷热难当。爸爸召集全家人坐在阳台上，静听京剧《贵妃醉酒》唱片，以此纪念梅兰芳先生。

父母带我看过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俞振飞、言慧珠、李玉茹、童芷苓等演出的京剧、昆曲。京剧的表演艺术非常丰富而精致，一个眼神就能传达一段故事。童芷苓是一位非凡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爸爸说，她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是戏！

一次，爸爸带我和五四去看戏，幕间休息时爸爸去休息室。秦叔叔悄悄对我们俩说，看看后两排坐的是谁？我们回过头看见了著名电影演员张伐、周谅量等。我和五四很兴奋，亲眼看见电影明星了！又不能老是回头去看人家，只听得张伐先生在向同事们说：“柯老看戏与别人不同，他不是看着玩儿，他要思索。”

看完戏回到家，当着爸爸的面，我向妈妈复述张伐先生的话。

妈妈问爸爸：“你的脑子就不能休息一会儿吗？”

爸爸朝妈妈憨厚的一笑。妈妈从中读到的是歉意、谢意和无奈。一心为人民工作，早已融进他的生命之中。

张伐先生说得很对，爸爸看戏时也要思索。记得一次看话剧，剧中一位守岛的解放军战士，因为当地生活条件艰苦而不安心工作，后来又安心工作了。这个战士转变的原因是连长为守卫海岛牺牲了。爸爸看戏之后提出了不同的想法。他说，为什么非要连长牺牲了才能转变战士的怕苦思想呢？现实中，生活在艰苦环境中的边防战士多得很，他们之所以能够常年坚守岗位，是与干部们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真诚的关怀分不开的。

我们家里有很多种报纸杂志，我从小就养成每天看报的习惯。小时候喜欢看《小朋友》丶《儿童时代》，长大一些爱看《少年文艺》，再大一些最爱看《解放军文艺》、《中国青年》、《大众电影》、《收获》、《文艺报》等等。

我从八九岁开始看书报，虽然认字不多，连猜带蒙地看也很带劲。从薄本书看到厚本书，越看越爱看，如《铁道游击队》、《卓娅与舒拉的故事》等等。家里的小说书看完了，就想着要去图书馆借。爸爸那时在延安西路33号海格大楼的市委办公厅上班，他请秘书陈文从机关图书馆借了本图书目录回来给我，我如获至宝，大概齐地挑选定了书目，借回来很多书。记得有《暴风骤雨》、《林海雪原》、《战斗的青春》、《踏破东海万顷浪》等等中国现当代小说。

父母从不限制我看的书目，我可以看我想看的任何书。他们向我推荐的书是《把一切献给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华活页文选》等等，我也都十分爱看。

爸爸说我看书太不仔细，妈妈说我一目十行。借到一本新出的小说《红岩》，我拿起就放不下，一天看完。爸爸问我：“看这么快，能记住多少啊？”在很长时间里我把“别墅”读成“别野”，多亏秦尚荷叔叔加以纠正，否则还不知要错到何时。

一天，我又着急没书看了。爸爸指着家中楼上楼下的十来只书橱说：“家里有那么多好书，怎么叫没书看？”家里有很多中国古典作品，我却不爱看，所以至今文字表达能力十分有限。

上海出版的翻译作品，有时寄给爸爸。虽然当时西方世界孤立社会主义的中国，而我却因此在少年时代就有机会接触到很多欧美翻译作品，比如196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翻译出版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亚尔培?加缪的作品《局外人》。

有一段时间，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关于苏联卫国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真正的人》、《青年近卫军》等等，爱不释手。我常常被书中描写的英勇顽强，抵抗德国侵略者的苏联人民，可歌可泣的点点滴滴，感动得热泪涟涟。擦干了泪水，继续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