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春天，学校组织下乡劳动，我因患慢性肝炎不能去。时值父亲要下乡检查工作，为了让我有机会对农村有所了解和接触农民，就带我同去。沿途，父亲除了到大田里去查看庄稼生长情况外，还在田间村头与农民谈话，仔细了解农民的衣、食、住、行情况。所到之处，均住在当地县或地区招待所里，在招待所的食堂就餐。这些食堂都很小，只能放两张方桌，饭菜很简单。当地干部除个别陪同检查工作而来不及回家吃饭的一起就餐外，没有什么专门陪吃的人。回来途中，父亲饶有兴趣地给我讲解毛主席诗词《游泳》。他告诉我，“才饮长沙水”，不是指长沙的水，而是专指长沙市郊一口井里的水；“又食武昌鱼”也不是指武昌的鱼，而是武昌县一个水库里的鳊鱼。由于此处的水流很急，故这里的鱼，肉质特别细嫩、鲜美，毛主席很喜欢吃。

父亲还告诉我，毛主席喜欢湖北，每年至少到湖北来一次。主席在湖北期间，父亲作为地方领导人，从未单独宴请过他。相反，倒是有时开会开晚了，到了吃饭的时候，主席留他共餐。主席的饭菜也十分简单，只有一点特殊，那就是每餐都少不了辣椒。

1963年，我进京读大学以后，学校开展学习“九评”和防修反修大讨论。当时学生思想十分活跃，围绕着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提出了各种观点。我作为一个在比较单一的环境中长大的学生，面对这种五光十色的大学生活，真是眼花缭乱，不知所措。正好，此时父亲来京开会，我将自己所有的疑惑向他倾诉。父亲十分关心当代青年人的思想动态，不时提出问题，对一些细小的问题也问得很清楚。父亲并没有急于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让我多听、多想。直到他开完会临回湖北之前，才郑重其事地和我谈了一次心。他从自己的童年一直讲到参加革命，使我了解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父亲告诉我，我们家祖上本姓赵，由于贫穷，家中孩子多，养不起，太爷爷把我爷爷送给一个没有孩子的农民家，自我爷爷一辈即改姓王。父亲自小聪明好学，但因家贫，只读到乡师就辍学了。父亲多次对家人讲，要不是家里穷，我不是当数学家就是当艺术家。正是因为强烈的翻身求解放的欲望，促使父亲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父亲对我说，“命运”是唯心主义对人生的认识。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人的一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偶然机遇的相结合。如果没有日本侵华战争，我和你母亲不可能追随共产党参加革命，日本的侵华战争这一大的社会必然，造就了成千上万个革命者。至于我是否和你母亲结婚，那就是必然中的偶然。没有我们的婚姻，也就不可能产生你的存在。中国人民肯定要打败日本侵略者，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只有在这个大前提下，你才有可能念大学。至于你是上清华还是上北大，那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青年人不应信奉“命运”，而应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投身于三大革命实践中去，干一番事业，塑造轰轰烈烈的人生。正是父亲这一次谈话，伴我走过了尔后到来的“文革”浩劫的艰难历程。

父亲于繁忙的公务中，仍挤时间给我写信，记忆最深的有三次。一次是中学时，父亲在北京开会期间，中央决定公开与苏共的分歧，就是否坚持马列主义等一系列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与苏共进行辩论。父亲对党中央在国际共产主义危重时刻，中国共产党能坚持独立自主，大无畏地高举马列主义大旗，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英明决策由衷地拥护，并对前途充满信心。父亲就此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还附了一首小诗，来抒发他的激动之情。

另一次是1965年，得知我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时又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抬头第一次称“晓平”同志。信中表达了父亲对我的祝贺与鼓励，要求我要树立坚定不移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人生观，严格要求自己，刻苦学习文化知识，作一个德才兼备的革命接班人。

第三次是“文革”初期。父亲担心我面对这么大的政治风雨会晕头转向，在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发表以后，正在养病的父亲给我寄来一封信，叮嘱我要经受考验，学会在大风大浪中游泳。特别嘱咐我要牢记二条：一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二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