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的祖父李如珍，字怀瑾，生于道光七年(1827年)，逝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他抚养李大钊达18年之久，对李大钊幼年时期性格的形成、兴趣与摄取知识方式，以及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的初步确立等给予了重要影响。

李如珍是兄弟3个中最有能耐的人。青年时期他曾同本乡别的不甘窘困于贫瘠土地上的人一样，外出“闯关东”，到长春、万宝山一带经商。

那时，乐亭县外出跑买卖的人大体分为两种：“出口贸易挟赀营运谓之财主，代人持筹谓之伙计。”李如珍既不像财主，也不像伙计，他开了一个杂货铺，倒也赚了一些钱，后来年纪渐长，担心遭“胡子”(东北称土匪为“胡子”)抢劫，回到家乡。

农民有了钱，第一件事就是买地造房。李如珍陆续购置了90多亩地，并将老屋拆掉，另建一套像样的宅院。

这套新宅院南北长50多米，东西宽18米，总面积1000平方米有余。宅院四周是一丈高的青砖墙。院门口是高高的台阶。高大宽敞的黑大车门旁边立着一个拴马石桩。前后三进院落，共有房屋21间。房屋全部为砖木结构，比起周围人家的房子都要高。据说全院布局由李如珍一手设计。他没有照本地旧式房屋的规矩格式，而是设计成门与门错落有致，东西厢房各具风格，门窗的“上亮”形状样式各异。

他给自己的屋子起了个“怀德堂”的堂号，又把宅院叫做“鸳鸯宅”。这一对庄重别致名字的结合，以及那古朴的建筑新型的样式里别具的匠心，反映了隐隐变化着的时代中有了一段商人经历，吸收了些商业气息的农民的审美意识。

同自己的父亲李为模一样，李如珍也是一个急公好义之人。

大黑坨村的农民为了求神保佑风调雨顺，烧香拜佛之外，每年夏天都要搭台唱戏。但是，一直找不到一个宽敞的场所。李如珍决定为村里解决这一困难。他用了六七年时间，先后募集铜钱1200余吊，自家捐献460余吊，分数次将本村华严寺门前约10亩左右的土地买下来，作为“香火地”献给村民。

光绪十三年(1887年)，李如珍终于完成了这桩心事。由昌黎县增广生赵辉斗撰文，当时尚在世的李如珍的儿子李任荣书写，一块“华严寺前置买香火地基碑”树在了华严寺前那块“福地”上。

成童之后的李大钊会不止一次地跟着祖父来到这块“福地”，观看他那从未见过面的父亲的隽秀笔迹，同时从碑文落款最上面“督办人从九品　李如珍”一行字里体会着祖父在村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从九品”，是清代官僚18等品级中最低的一等，大抵相当于乡官。

皇权时代的国家，皇帝“奉天承运”、大权独揽、发号施令。从中央到地方一大群官僚利用威权实现皇朝意志，收敛赋税，既是压迫者，又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国家法律的代言人、公众事业的组织者。

官职、官品是权力和社会地位的象征。谁想有所作为，无论为国效力、为民谋福，还是谋求显位、光宗耀祖，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都要做官。

普通人想做官须经读书科考获取功名，或以功德得到选拔。在清朝末年，也有不少花钱捐得功名官品的。李如珍的“从九品”官衔是经科考？还是举拔？抑或是捐取？尚无充分的材料说明。但他得到并且重视这一官衔这件事情本身足以证明，他的价值观念仍在传统之中，经商赚钱并没有使他认定可以商业传家。正由于这个原因，他要自己的儿子，儿子死后又要孙子发愤读书，力图走上仕进之路。

李如珍一生活了80岁，这在同一时代是少有的高寿。他的两个弟弟一个早于他18年病故，一个早于他10年病故。能活到这么大年龄，除多年奔波给了他一副健康的体魄外，心胸开阔，热心公益事业，留心周围的大小事情，热衷为他人排忧解难，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和进取精神等，都可能是其原因。

在小孙子的眼里，祖父是一个四方大脸、膀大腰圆、结结实实的老头。他直爽好客，爱说话，爱管闲事，街坊邻里有了纠纷，他去调解；谁做了坏事，他毫不留情地数落。他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因此村里人叫他“李铁嘴”。他勤劳节俭，会算账，家中里里外外安排花销都由他筹划。他有时看上去脾气暴躁，但对自己的孙子除了在学习上严厉督促外，总是又慈祥，又耐心。

没有父母的孤儿在孩子堆里常受欺负，嘲笑或侮辱。李大钊是遗腹子，更少不了遇到这类事情。同时出于对孙子接触外面“邪恶”的担心，祖父尽可能不让孙子一个人跑到外面去玩。为了使他不感孤单，老人在后院种了些花草树木，还喂养了猫和狗给他做伴。

祖父的这些慈爱举动，一方面给孙子童年的生活增添了乐趣，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孩子早熟和因缺少与同龄孩子正常交往形成的“交往性紧张”心理。这种心理由于持续较久的成才和道德教育引导，逐渐形成较强烈的道德自律感和知识超越欲；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造成某种矛盾的性格倾向，比如，内心的外向冲动和外表的内向压抑；刚强的进取意识和慎重的稳健态度等。这些对李大钊成年之后思想性格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