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如珍的老伴是一个“为人憨傻，心地又狭窄”的人。她不喜欢自己的过继孙子，担心他将来同自己的亲生女儿争夺家产。出于同样的原因，她的女儿、女婿当然更不会喜欢他们这个过继的侄儿。这使李如珍老人愈发感到养育和保护孙子责任的重大。他平时除必要的劳动和处理家中事务之外尽可能和孙子待在一起。祖孙的感情由此深深地建立起来。30多年后，李大钊回顾“襁褓之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姊妹”的凄惨境遇时，对祖父的养育之恩记忆犹新。

李如珍读过书，喜欢看《三国演义》一类小说，有能力承担起孙子的识字启蒙。

乐亭县自古有良好的读书传统，历年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很多。仅自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到光绪二年(1876年)170年间，全县就出过16名进士、142名举人和226名贡生。一般士子“雅重读书”，以至“村氓衣食稍足，亦必令子弟就塾”。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找几本流行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蒙学读本不会是困难的事情。李大钊最初的文字知识启蒙就是从读写这些东西开始的。

到李大钊六岁时，祖父把他送进本村谷家私塾。

这一年是1895年，维新风潮已经兴起。2年后，上海南洋公学刚刚成立的师范专科开始编辑中国人自编的第一部有着近代科学文化内容的《蒙学课本》；6年后，清政府下令全国将旧式书院改为学堂，并要求各地多设小学堂。然而，直到1905年进入永平府中学前，李大钊一直没有进过正式的学堂。他在旧式的私塾整整学习了10年。

私塾的先生大多是乡村里读过书的人。他们中有的参加过县一级学校的入学考试，有的考取过秀才，这些人通常有在县学、府学中学习的经历，还有的曾进入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过。总之，各人的学历、学识不等，名气有大有小。

对于李如珍老人来说，为了孙子学业有成，选择塾师是必要的。

谷家私塾的塾师单子鳌，是个诚实和善解人意的人。他给李大钊起了个学名“耆年”，又按名以表字的习惯，起了字号“寿昌”，希望他避开自己父母早逝的命运而长寿。他同耆年建立了很好的感情。三年后，他坦率地向李如珍老人提出，自己已不能胜任做耆年的教师。

李如珍为孙子选择的第二位老师是他曾请来为自己督办华严寺“香火田”撰写碑文的赵辉斗先生。

赵先生此时在离大黑坨村1公里远的小黑坨村张家专馆教书。他曾是昌黎县学的“增广生”，学问、名气都在单先生之上。但两年之后，出于更高的要求，李如珍为孙子换了第三位老师。这位老师是在距大黑坨村10多公里的乐亭城北井家坨村宋举人家教书的黄宝林先生。宋举人曾在山东任过候补知县，黄先生则是曾到北京国子监读过书的“优贡”，名气、学识又较赵先生为高。

有了先前祖父的启蒙，特别是在祖父督促下养成的刻苦努力习惯，耆年在私塾进步很快，成绩优异。这为他增加了自信心。

清朝废除科举制度以前，学校的基本职责是为科举考试培养人才。科考内容大体是固定的，从国子监到府、州、县学，乃至乡间私塾的教学也大体围绕这些内容。

乾隆年间规定的，一直沿用到清末学制改革前的地方官学所用教材为“四子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等等。

其中“四子书”即“四书”，是元、明、清三朝科举考试的主要参考书。在此期间历届的科举考试几乎都从“四书”的范围出题，所有科举考生都要把“四书”背得滚瓜烂熟。那些落第的文人再去设塾教书，也还是要让弟子学习这一套知识。单子鳌、赵辉斗、黄宝林几位先生当然不例外。

“四书”内容丰富，体现了儒家对人生道德伦理的看法和修身齐家治国的理想原则。如《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意思是学做圣贤的道理，就是使人内心中本有的光明道德得以显现出来，每日更新进取，达于至善之境。要做到这一步，需要从最基本的“格物”，即充分研究了解宇宙世间万事万物之“理”开始。“格物”目的是达到对万事万物的“知”；有了充分的“知”，就会有一心向善而不自欺的“诚意”；由此端正内心，不被愤怒、恐惧、狂喜、忧患牵制；做到心有爱戴、厌恶、敬畏、怜悯、鄙视之时不致偏颇，“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达到最好的修养境界；由此可以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家族，使子弟知孝悌慈仁；由此可以为邦国作表率，以絜矩之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仁义之德治理国家天下。

《中庸》讲天、性、道、教的统一；讲喜怒哀乐都有节制，符合一定场合个人身份角色应有的合宜要求；以此“中”为人之言行准则，众人之“中和”为人群社会理想之状态。譬如舜有大智，在于他好问好思索身旁人说的话，不好的不管它，好的就接受发扬，把各种意见的两极观点折中，用于指导民众……

以当时人的知识，理解四书的语言，应当和我们今天用白话译过的原文一样容易明白表面之意，但系统深入的理解，尤其是联系国家社会为政道德心性之类的内容，不要说对一个孩子，就是对一个一般的乡间塾师也未见得说得透彻明白。

但是，处在求知欲望极强烈而记忆力极好的年龄，为了应考而必须背诵原文和“破讲”重要段落的意思，甚至还要在老师的指导下，结合其他经典和史籍的学习，边扩充知识，边加深对儒家思想精义的理解，这便使儒家经书中的若干思想内容给少年时期的李大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对于他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的形成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