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的天津是直隶省一府，下辖1州6县。由于西距京师不远，东临渤海湾，是运河北端重要口岸，附近又有清政府重要食盐产地——长芦盐场，军事、经济地位都很重要。这里早在雍正时期就置水师营。咸丰年间海禁初开之时，一度置三口通商大臣。同治以后，天津渐成洋务运动重镇。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先后在这里设立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和机器局。1888年，和唐胥至开平铁路相接的津沽铁路修竣；1897年津卢(天津至卢沟桥)铁路开通，同年该路通至京城右安门外。

同一时期，为培养各方面人才，洋务派在这里陆续建立水师、武备、师范等学堂。

1895年，袁世凯奉命到天津小站练兵，先后练成6镇新军，共7.8万人，形成北洋陆军的骨干。他接替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后，在天津建有衙门。按清政府规定，他每年要从保定“移节”此地，住上半年。

天津也是戊戌时期维新思潮的发源地之一。1895年，正当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借“公车上书”声势，开强学会、办《中外纪闻》，进行维新动员准备之时，担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的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了影响颇大的《辟韩》、《原强》、《救亡决论》、《论世变之亟》等一系列文章；不久，又在《国闻报》连载轰动一时的《天演论》。这些文章和译著按语，抨击皇权制度和专制思想，指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号召国人变法图强。介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观念；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救亡主张。随后，严复陆续翻译亚当·斯密、孟德斯鸠、斯宾塞、约翰·密尔等西方近代著名思想家有关经济学、政治学、逻辑学等方面的经典著作。这些书大部分成为后来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一大批法政学生、学者必读的、重要的教科书或参考书。

1898年光绪皇帝在维新派支持下实行的新政虽然仅仅持续了103天，但它的影响是巨大且深远的。它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梁启超成为其后启蒙运动和立宪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它的失败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清政府失去信心，走上革命道路。而谭嗣同等“六君子”为中国政治改革流血，则给了蒋卫平、李大钊，以及许许多多爱国志士极大的激励。

李大钊进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之时，革命和立宪两股思潮都在发展。不过对于他所居住的北方来说，立宪思潮的影响更大一些。

早在1901年，清政府为应付内外压力，宣布实行新政，陆续颁布了诸如调整官制、改定法律、编练新军、奖励实业、废除科举兴办学校等措施，但数年间收效不大。1905年，在一些驻外使臣、督抚和朝廷中其他一些官僚多次奏请下，慈禧太后派出端方等5位大臣分别出访欧美、日本等国考察宪政。次年9月，军机处以皇帝“上谕”名义转发太后根据5大臣报告发布的《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懿旨”，其中说道：西方之国所以富强，“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用，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兼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基础”。

清政府这一举动受到戊戌以来一直主张改良的那些官僚士大夫欢迎。

以创办通州大生纱厂、师范学校、博物苑等实业和教育、文化事业闻名遐迩的光绪朝状元南通人张謇等率先在上海发起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随后，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海外从事保皇活动的康有为把他的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中颇有影响的湖南人杨度等成立了宪政讲习所、宪政公会，并联络时任翰林院编修的谭延闿组成湖南宪政公会；梁启超等人亦在日本组成拥护立宪的政闻社，并于不久后将该社迁回上海……

与此同时，国内外华文报刊出现愈来愈多宣传、讨论宪政的文章。杨度等向清政府提出召开国会的请求。一场大规模的立宪运动由此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在清政府实行新政运动和筹备立宪过程中，袁世凯也很积极。他作为新政督办政务处的参赞之一，参与了包括请求废除科举开办学堂、实行宪政等在内不少新政措施的奏议，同时还在他担任总督的直隶省天津府试办地方自治。

根据袁世凯给朝廷写的报告，地方自治的试行工作自1906年开始。首先设立自治局，选派“曾习法政熟谙土风之绅士为宣讲员，周历城乡宣讲自治利益，复编印法政官话报，分发津属州县以资传习，并将自治利益编成白话，张贴广告，以期家喻户晓”。接着设立自治研究所，培训乡绅，使之回到本地筹设自治学社。然后由自治局和乡绅、学会、商会代表组成的会议起草、议定自治章程。按章程选举地方议事会议员。此议事会就成为地方自治的实行机构。

到1907年夏季，试办工作结束。袁世凯准备以天津为样板，在3年内将地方自治推广于直隶全省。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为了推行新政和准备实行宪政，他命人筹建了天津北洋法政学堂。

袁世凯这些表现，很大程度是为自己谋取政治资本。他或许没有想到，继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之后，他作为朝廷中权势显赫的汉族高级官员已经引起满清皇族统治者的疑忌。

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驾崩”后不久，他就被3岁登基的清代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削去权力，不得不回河南项城老家“养疴”。不过，他在当时的表现或许可以给本省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像李大钊一样经验有限的青年学生留下一个赞助革新的印象。

袁世凯对新政和立宪的积极表现使直隶地区立宪派和立宪思潮得到较大发展。1910年，直隶省谘议局代表参与了十余省谘议局议员代表共同发起的三次要求清政府提前召集国会的请愿活动。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学生和本府其他各校学生一道在第三次请愿之后，举行了全体罢课，投入了这一运动。

这年10月，根据清政府预备立宪程序安排设置的资政院在北京正式开会。立宪派因先前分别于这年1月和6月进行的两次召集国会的请愿都被驳回，这一次发动了更大的攻势。他们一面向资政院递交请愿书，一面动员各地群众向当地督抚请愿。清政府迫于压力，答应缩短原定9年的预备立宪期，于宣统五年(1913年)召集国会。由于这个结果和请愿团提出的在第二年即1911年召集国会的要求仍有距离，一部分代表准备发起第四次请愿。

正当此时，东三省人民激于日本强施安奉铁路改建工程和俄国侵蚀边境，窥视蒙古造成的危机，组成了第四次请愿赴京代表团。代表团路过天津，受到学生热烈欢迎。天津学生当即组织“帝国学生同志会”、“全国学界请愿同志会”等团体，发动各校学生投入请愿运动。法政学堂的学生由于所学专业的关系，尤其活跃。在学校“大讲堂”举行的学生大会上，一个名叫秦广礼的同学慨然断指，在白布上用指血书写“立宪救国”、“速开国会”、“誓死请愿”等十几个大字，贴在墙壁上。另一名叫孙可的同学用刀刺破肘臂，血流不止。会场上同学相率痛哭，愤怒呼叫，声音震动大厅——13年后李大钊在该校纪念会上回顾当年的情景时说道：“那种悲惨激昂的光景，我终身不能忘!”大家选出8名代表，李大钊是其中之一。当天，全校和其他各校学生一起罢了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