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这种现象是多党政治制度之下不可避免的，只不过在当时中国政党制初兴，有关法律尚不健全的情况下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已。

从书本和课堂上得来的西方近代政治发展历史常识告诉李大钊：政党是立宪政治的产物，体现立宪国的政治精神。因此，他也和郁嶷一样认为：政党竞争用之得当，不但无害于国家，反而有助于国之昌盛。同时，他看到当时的党争“争意见，不争政见”，“且多假军势以自固”，尤其一些“骄横豪暴之流”借结社自由之便，“集乌合之众，各竖一帜，以涣汗人间，或则诩为稳健，或则夸为急进，或则矫其偏，而自矜为折衷。要皆拥戴一二旧时党人、首义之士，标为自党历史之光荣。实则所谓稳健者，狡狯万恶之官僚也；急进者，蛮横躁妄之暴徒也；而折其衷者，则又将伺二者之隙以与鸡鹜争食者也”。

他也和郁嶷一样对当时政党竞争大生疑虑，认为这类政党，“以言党纲，有一主政，亦足以强吾国而福吾民。以言党德，有一得志，吾国必亡，吾民无噍类矣”。

他进一步揭露说，这些政党口口声声说为人民作代表，为人民解除痛苦，但他们华衣美食、花天酒地，坐拥千金，以贿买选票，挥霍的都是人民膏血，故“今之所谓党者，敲吾骨吸吾髓耳”。他虽没有像郁嶷那样提出取消政党，然而这样的政党继续存在对于国家人民有害无益，其意不言自明。

所谓“省私”，在李大钊的意思是各省都督称雄地方，以权谋私。

辛亥革命发生时，各省起义民军分别设立了军政府，推举都督总揽军政大权。南京临时政府曾考虑中央地方权力划分问题，拟议省级政府以都督主管官制行政，以省议会及省参事会主管自治行政，但未及实施。袁世凯任大总统后，为谋求所谓统一，将已称都督者加以正式任命，未改称都督的总督、巡抚一概改称为都督。但这一任命只是一种形式，“除一二省以外，(其他各省)依然沿袭其独立时代之状况”。其后，担任副总统的黎元洪提出“军民分治”建议，主张撤都督，改称都军，掌管军权，另由中央任命民政长主管民事。这个建议得到袁世凯同意，但遭到李烈钧、胡汉民等国民党派都督的反对。因此，到1913年春，都督问题暨地方与中央的权限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李大钊认为，各省的土地、人民均属于国家，都督无权据为己有。现在各省都督划界为域，拥兵自重，“用人行政，省自为治”，以“拥护民权”为借口抗拒中央，复以“尊重国法”为借口胁迫人民，实际是假手国法抑制民权，托词民权以抗国法。国法、民权不过为其个人目的服务而已。

他说都督将其控制的省权据为己有，就政治上而言，数年或数十年后，会出现分裂割据局面，“各省俨同异国，痛痒不关……至神州粉碎，同归于尽”。对于人民来说，由过去一个专制君主变成数十个专制都督。由以往受分散于各省的君主压迫变成受集中于本省的都督的压迫，其痛苦比起君主专制时代反而加重了。

基于以上考虑，他发表《裁都督横议》，提出裁撤都督的必要、时机、办法，并对废督后的善后工作发表了意见。

他说：都督产生于革命期间，在旧政府被推翻，新政府尚未建立之时，为安定地方秩序，其存在是必要的。但是，都督的行为举措“往往轶乎法范，暴戾恣睢，飞扬跋扈，论功则拔剑击柱，拼命则叱咤狂呼”，有如盗贼，称雄地方；其阴谋在于窃取国权。如不妨祸于未然，很快会导致国家分崩离析。因此，“都督一日不裁，国权一日不振，民权一日不伸”。

他进而从“解除军法”、“拥护宪法”、“巩固国权”、“伸张民权”、“整顿吏治”五个方面论证都督不可不裁的理由。

对于裁督的时机，他主张“宪典昭示之日，正式政府成立之日，即都督罢权解职之时”。政府宜雷厉风行，采取“震雷劈空之举”。如有“怙恶逆命，抗不解兵，叛迹已著”者，“挞伐宜速”。否则，政潮兵争不止，宪法无尊严可言，国破民亡，天下一无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