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出裁撤都督应采取“根本解决”，不留后患的原则，以军政、民政分开，同时打破“军权上之地方区域”，军权收归中央。具体做法：

第一，由中央收回军政实权。

第二，由中央任命省尹。有关这一条，他特别提出：(1) 凡担任过都督的，一律暂不授以省尹；(2) 凡由都督设置的民政长应予调任。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消除原有都督的影响——从此点出发，他甚至提出为了“拔本塞源，固统一之基”，不如废弃省制，仅存“道”一级地方政府。

第三，“依其形势施设之便”，而非以省行政区为据划分军区。各地驻军以内轻外重，即加强边防为原则，全国分“闽粤黔桂滇”、“沿江各省”、“南北满”、“内外蒙”、“前后藏”共5大军区。

第四，废除“都督”的名义。

他还认为，裁督之后，为防备土匪作乱、妥善解决兵的质量、合理使用军费，必须做好善后工作。其做法一是整顿全国警察，使之成为维持治安的主要力量；二是整理军队，淘汰老弱，补充精干，杜绝“空额盗饷”现象。

李大钊申明：他提出的裁督方案，实为不得已之举。只是因为中央命令不能下达，地方混乱不能休止，人民幸福无从得到，财政紊乱无法理清，吏治颓废无以振作，“神州郁塞，憔悴斯民。萁豆相煎，操戈同室”。推原探本，无不是因都督从中作梗而来。

不仅如此，“方今国势之危，倍于前清……若犹各自雄长，不速筹共救之谋，近蹈巴尔干之覆辙，远步埃及之后尘”，祖宗“辛艰缔造之河山”将“豆剖粉裂以去”，四千年“声华明盛”之中华民族将“为波兰、为印度、为朝鲜……长为异族之奴”。

他切望曾为建国元勋的都督们认识到“中央非专制之局”，从有利于国家的角度考虑，慷慨解除兵权，至天下太平。这样，都督自己既没有兔死狗烹之感，中央亦不必效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故事。彼此“开诚布公，雍容揖让”，而对于四亿同胞百姓却如有赦命之恩德。

李大钊发表上述见解时才24岁。多年蕴蓄的知识涵养，敏锐的政治目光，使他不仅把握了问题的关键，而且观察细致，论述周详，观点鲜明，语言犀利，字里行间洋溢咄咄逼人之气。

然而，毕竟是尚未迈出校门的学子，他似乎没有看到他所关注的两个问题表面下掩盖着的是革命者与野心家之间、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斗争。

他在泛泛批评政党不利于国家的言行之时，更多的指责是针对手中掌握部分武力，试图用迁都、《临时约法》等要求或手段制约袁世凯，又在国会竞选中获得多数席位，对袁世凯的权势形成很大威胁的国民党的；他在泛论都督危害国家统一时，其主要矛头也是针对给袁世凯造成很大麻烦的由国民党人担任的皖、赣、湘、粤等省都督的。而他撰写《裁都督横议》一文之时，又正是袁世凯同其部将策划以武力讨伐南方数省国民党军事政治力量之时。

李大钊当然不可能知道袁世凯的阴谋，但他发表的文章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为袁世凯镇压革命力量进行舆论宣传的作用。

尽管如此，没有什么材料证明李大钊与袁世凯及拥袁的政治势力有什么联系。事实上，李大钊也一定程度地接受了当时对袁世凯的专制倾向有所疑虑的人们的看法。他对袁世凯有这样一番评论：

载余以还，大局寝于厝火积薪之安。险象环生，时虞粉裂。枭雄之桀，习为掉弄风云，而自当其运遇之骄子，其举动恒有轶乎法范者。方风驰云扰之会，所以震伏群魔、收拾残局者，固不得不惟此枭雄是赖也。顾威势所播，疑忌斯起，而崎岖奔越，日向康衢泰运以陵进乎前辕。世之倚重于彼者，其效用乃随时势而有所蜕减，终且视为祸根，则疑而防之诚宜矣。

这里说的是民国成立一年多时间里，政局只是在已经点燃的薪柴之上表现出相对的安宁，险情不断，令人时时担忧统一之局会破裂粉碎。惯于拨弄风云的枭雄中的高超者当然是时逢世运的骄子，而其行事经常会超越法律和道德规范。当各种势力蜂起之时，为了震慑压服四方的扰乱者，只有依靠此枭雄。但当此枭雄的声威势力传播开来时，对他的疑忌也就随之而起，而他的威势建立和发展虽然并不顺利，毕竟日日向前，超过以往。人们看重他，希望他发生的作用却愈来愈减小，最终人们将此枭雄视为(未来专制的)祸根，由疑忌进而采取防备之策，这确实是应当的。

此中的“枭雄之桀”即指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