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先前曾肯定这种以暴力止暴力，以罪恶止罪恶为不得已之举，此时则感到“依暴力求政治上之幸福者，其结果终于以暴易暴，真实幸福仍不可得也”。由此，他提出不仅暗杀应当制止，而且制止暗杀的方法亦不能采取由政府制定严刑峻法，用死刑来恐吓的方式。他认为只有采用“感之以至性，动之以至理，启其悔悟，辟其迷惑”的方式，“发挥正义，维护人道，昭示天地之常则，回复人类之本性，俾人人良心上皆爱平和，则平和自现，人人良心上皆恶暴力，则暴力自隐，人人良心上皆悔罪恶，则罪恶自除”。

他感叹道：“人心一念之悔，万象昭苏之几也，凄怆愁苦冤仇恐怖之天地中，涌现光明和乐之域，即在俄顷，万种杀机，一切恶根，胥如春雪朝露，阳光一耀，倏焉销灭矣，是在吾人心造之耳。”意思是说，人心的悔悟是宇宙间一切景象好转的先兆或根因，黑暗立刻变为光明，罪恶像春雪晨露遇到阳光那样马上消逝，都是人心造就的结果。因此，行暗杀者在正义、人道的良心感召之下，就可能有“灵明一念”的转变之机；而那些对世道人心伤感绝望，想以自杀作为解脱的人以及所有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亦应“各自忏悔，涤濯罪恶”，人生未来或才有重现光明的希望。

李大钊的这些看法使人不仅想到《大学》中的“明明德”、《孟子》中的“存其心，养其性”之说，而且想到陆九渊的“心即理”、“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和王阳明提出的“知是心之本体”、“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以及佛教禅宗的“顿悟”和基督教的“忏悔”观念。这些观念中的前几种当然都是中国传统的，而基督教的“忏悔”观念则来自俄国近代著名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李大钊接触了托尔斯泰的思想。他翻译的日本人中里弥之助《托翁言行录》，简括了托尔斯泰对于“文明”、“革命”、“劳动”等问题的评论。托尔斯泰透过科学发达引起人类文明进步的表面看到少数人借助国家势力，控制科学，对多数下层阶级民众施以剥削压迫的事实，痛斥这种所谓文明其实是“少数阶级之淫乐与虚荣，几千万多数下层阶级穷且饿”的“虚伪之文明”，是国家“强人以杀人，而严罚其不从者”的“可怖之文明”。

他认为人生是不能忍受虚伪的，所以革命不得不发生。然而，他并不强调革命的暴力形式及其夺取政权，实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意义，而是把形式的革命视为“人类共同之思想感情，遇真正觉醒之时机，而一念兴起，欲去旧恶就新善之心的变化，发现于外部”的表现，从而断言：“悔改一语外，断无可表示革命意义之语。”

他说：悔改是入“道”之门；悔改意即“就善”。

什么是善?善乃是“人间本然之理性与良心之权威”。怎样做才可为善?什么是最大的善?他认为劳动是“最大最初之善”；“无劳动，则无人生……劳动为人生之最大义务，从而为最大善也。”人们应当首先尽人生之义务，然后才能认识人生之意义。离开劳动求“安心”、“悟道”，只能陷入迷途。

他说：劳动本来是无痛苦的，劳动者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为在国家制度之下，他们受到了他人掠夺的缘故。

他为人们设计了一个半工半读式的理想的“劳动国”，在那里人人都是劳动者，用半日劳动，获取衣食住等保障物质生活的资料，而以另外半日从事“消遣于灵性之慰安与向上”的事情。

对于生活在动荡年代，渴求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李大钊来说，上述简明扼要的语言所具有的影响力绝不亚于几十年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中那生动的人物形象、细腻的心理刻画及其展示的深刻的人生哲理，对于整整几代中国青年的影响力。托尔斯泰对于文明国家“杀人”本质的揭露，在李大钊对民初暗杀、自杀之风日益感到不安的心理上引起共鸣；托尔斯泰对革命所作的解释为正在革命推翻清政府的善与革命又“导至”民初政情紊乱的“恶”之间迷惘犹疑的李大钊指出了一条通向“光明”之路，而这条道路又是李大钊最为熟悉的，即由明理或“正心”以达于善的道路。托尔斯泰的“就善”恰如儒家“三纲领”中的“止于至善”；他的“人间本然之理性与良心”又和《大学》的“明德”、《孟子》的“心、性”、“良知”，以及陆王的“本心”、“灵明”何其相似；而他的“悔改”又恰恰是“明明德”、“正心”、“致良知”，也恰恰是儒化的“顿悟”。甚至托尔斯泰对劳动的崇尚也在无形之中引起从小生活在乡间，熟悉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李大钊的认同感。

实际上，恰恰是尊重劳动和下层人民这一点是中国传统正统思想所不具备的。

李大钊几乎是在树立作为传统儒家纲常礼教对立面的近代民主思想的同时认同接受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亦即某种意义上的“民粹主义”，这使他的思想开始逸出传统思想的樊篱。

然而，李大钊与托尔斯泰共有的注重道德理性、强调心理意志力量的思维定势，又基本上是属于传统的思维方式的。它是李大钊容易认同托尔斯泰的原因，而且恰恰因为从异国名人中找到知己，他反而不容易因为民权思想的影响而丢弃这种思维方式。

耐人寻味的是，这样一种颇具特色的思想基础后来竟使李大钊不仅成为执著追求民主、深入探讨民主理论的学者，同时成为中国最早系统介绍并诚心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革命者。

另一方面，较为浓厚的儒家思想影响使李大钊在国家社会问题上比较注重追求统一、秩序、和谐，加之民初政局混乱带给他的忧虑，他一时还很难对托尔斯泰语录中的无政府主义信息发生兴趣。他此时考虑更多的还是暴力问题、统一问题，或者从根本上说，是民众的安宁幸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