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群德衰落的认识使李大钊找到了民初国家混乱的深层原因。这就是“民力”薄弱导致民权旁落。

他认为：“权之为物，其本体原具有一种实力”。将它放到某处，某处必须有相应的力与之相称，“否则未有不颠堕者”。

民权之于民众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民没有承受权力的能力，即使有人为其夺取权力，但却不能勉强将该权力附置于民众身上，那么，权力决不会被民众掌握，只不过如行云流水，石头瓦块存于空间，何况那些“黠诡武健之夫”奋力从“独夫一姓”的王朝手中夺下权力，不能不产生对权力的“涎羡觊觎”之心，图谋将其窃为己有，政争、兵争因之而起。这就是民国成立，非但人民没有享受民权的喜悦，民生反而“益沦为涂炭”的根本原因。

如此说来，共和有什么罪过呢?“豪暴”亦无足忧虑，可哀可叹的不过是“民德之衰、民力之薄”而已。

李大钊写道：“民力宿于民德，民权荷于民力，无德之民，力于何有?无力之民，权于何有?”由此说来，民权旁落的最终根源还是在于“民德”的衰落。

“民德”的改进只能靠教育、培养。于是，李大钊把国民教育看做是“所关至钜”的“培根固本之图”，呼吁那些他认为以往是革命分子，现在是“拔剑击柱”、“夸功”争权的人“奋其奔走革命之精神，出其争夺政权之魄力，以从事于国民教育”。

这里表达了他对反对袁世凯的国民党人的批评态度，也确实反映了他对当时救国道路的一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