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1911年末或1912年初辛亥革命烽火燃遍全国，清政府即将寿终正寝之时，心怀喜悦的李大钊写下这样的诗句：

江山依旧是，风景已全非。

九世仇堪报，十年愿未违。

辽宫昔时燕，今向汉家飞。

……

何当驱漠北，遍树汉家旗。

诗中的“九世仇堪报”是借《史记》中齐襄公为其相隔九世的祖上哀公报仇，灭掉纪国的故事来比喻汉民族推翻满清贵族统治。“十年愿未违”既可能是指《史记》中所载战国时期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故事，也可能是指十余年前戊戌维新志士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驱漠北”两句是针对当时沙俄政府鼓动外蒙古独立一事所发的感慨。可见李大钊热爱民族、热爱国家的深厚感情。

李大钊的民族意识最初大抵来自家乡人民对满洲贵族剥削压迫的不满。

光绪三年(1877年)修的《乐亭县志》中有这样一段话：“(乐亭)邑东南近海，西北临河，膏腴之地可屈指计，入国朝顺治年间尽归旗圈田之属，民者不过十分之二，率皆水洼沙滩，农以勤力胜之，亩获不过斗余，所赖以养生者，惟在旗地，丰年偿租外聊以糊口，凶年则所入不供所偿，又有压租、借租等名，租已先交，而所收不给，坐此赔累者甚多……”

这里虽是记载历史地理事实，其流露出撰志人对满清贵族的不满是十分明显的。

这种明显的对旗人大不敬，倘若是在雍正、乾隆时代文字狱盛行之时，很可能会招来杀头之祸。而作者却堂而皇之地写到书中，又由某称作“尊道书院”的处所刻印出版。由此可以推想，在清政府日益衰落的情况下，一部分对清廷统治怀有不满情绪的读书人可能已经感到不必要将这种不满隐藏太深了。或许正由于这个原因，李大钊的塾师黄宝林才可能在学生中间信口讲起太平天国洪秀全的故事。

也许由于平时听到不少对清政府不满的言语，年仅14岁的李大钊才可能发出长大要效法洪秀全的宏愿。后来，李大钊对自己“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的回顾说的也正是这一事实。

除此之外，李大钊还可能从儒家经书中得到有关“华夷之辨”的价值观念；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反清复汉思潮，特别是他在永平府中学的好友，既从事反抗沙俄活动，又加入过同盟会反清斗争的蒋卫平那里受到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

李大钊的民族意识包括反对清政府统治和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两方面的内容。所以辛亥革命后，他一方面为“昔时辽宫燕，今向汉家飞”而欢欣鼓舞——尽管他很快就对民国政治感到失望，以至发出“稽神州四千余年历史，社会之黑暗，未有过于今日者”的悲叹，却从来没有对清政府的统治流露过一丝怀恋之情。

另一方面，他密切注视沙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和行为。

1912年10月，一个名叫中岛端的日本人出版了《支那分割之命运》一书，称中国或乱、或亡、或统一、或分割，其为20世纪之谜。打算用该书为日本“有雄飞大陆之志者”提供所谓“解谜之良键”即侵略之策。

李大钊和法政学会的同学看到该书后深感“风狂雨横，惨淡相逼”，因而“愤恨眦裂”，不能自已。立即将该书翻译成中文，并加上数万字“字字皆薪胆之血泪”的“驳议”出版，以警戒世人。这本书很快“风行全国”。

李大钊热爱民族、热爱国家的情感也来自历史上爱国人物的影响。明末爱国志士朱舜水就是他十分敬仰的人物之一。

朱舜水，名之瑜，字鲁屿，舜水是他的号，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据说他少年时即“抱经世之志”，因“政理废弛，国是日非”，奸党当国，“绝志于仕进”。明亡之后，他誓不为清之臣民，流落到日本、越南等国，后几次返国进行反清活动，并曾应郑成功之邀，参加北伐。最后定居日本，从事讲学，“惟以邦仇未复为憾，切齿流涕，至老不衰”，其思想、节操在日本留下很大影响。

1912年夏，日本举行了纪念朱舜水逝世230周年祭典。李大钊大抵在此之前听到过日籍教师吉野作造或今井嘉幸谈起朱舜水在日本的事迹，及至听到日本开会纪念朱舜水的消息，遂感到“欣痛交集”，立即翻阅日文报刊，将有关轶事遗闻的记述译辑成文，以《朱舜水之海天鸿爪》为题，登在《言治》月刊上。随后，他又写下了《东瀛人士关于舜水事迹之争讼》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