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从能得到的少量而又漫无系统的材料中，竟然了解到朱舜水的祖籍、早年经历、学问倾向、性格，以及在日本时的生活、交往、爱好等诸多概况，而使他感受最深的则是朱舜水的民族气节和与之相关的学术思想。

他在评论日本学者有关朱舜水的“尊王大义”和“勤王之精神”在日本到底有多大影响时写道：

嗟夫!舜水先生抱种族大痛，流离颠沛，而安南，而日本，投荒万里，泣血天涯，未尝一日忘中原之恢复也。旷世哲儒，天益于艰难险阻中成之，此其学为何如者，夫岂勤王一事，所足征其蕴而扬其光耶……吾人而笃念前哲者，则所以挽人心颓丧之风，励操心持节之气，其必在先生之学矣!

对于日人争论中有谓朱舜水“归化”日本的说法，他力辨其诬：

先生不幸生遭国亡种夷之痛，乃转徙遐方，避地海外，以为卷土重来之计，间关万里，日向乡关泣血者，岂得已哉!而数百年后，人犹不谅其衷，反以归化诬之。使先生而归化也者，神州虽云沦陷，尚有汗颜苟活之地，则黄冠草履，遁迹深山，未尝不可以送此余年，满洲与日本奚择，而必越海以赴之哉?

从朱舜水那里，李大钊看到了无时不以恢复故国为念，“虽至势穷力尽，曾无灰心挫志，直到死而后已”的坚毅形象和“心悬落日，血溅鲸波”的伟大灵魂，感受到一颗孤独却不熄其火热，哀伤却不乏信念的悲壮之心。

他为先哲享誉他乡，反不为祖国同胞所识深感悲哀。

他在写给同样热心于朱舜水事迹的读者的信中说道：“钊生当衰季之世，怆怀故国，倾心往哲，每有感触，辄复凄然。”

所以感到“凄然”，是因为“挽近士风偷惰，志节荡然”。这种“人心之颓丧”正是满清贵族统治得以“苟延末运”近三百年的原因。

他对该读者来信中请求协助创立、发展舜水学社一事欣然应允，表示愿为其发展社员，宣传发扬朱舜水精神而尽力。

他后来亦时时以朱舜水的精神勉励自己。可以说，朱舜水的精神成为他一生矢志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直至献出宝贵生命的一部分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