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夏，王明在上海闻母逝世后十分悲痛，特写了一首《闻母死》，以示悼念：

（一）

离母五年兮，谁知别千古？

万苦不苦兮，青年丧母苦。

全心革命兮，略以慰我母。

梦中母来兮，知儿地址否？

（二）

白军刚退红军回，

两舅牺牲病体催。

无食无糖无水饮，

死因休克水含悲。

喻幼华的逝世给年过半百的陈聘之造成了生活上的困难，由此也为王明引来了一位继母。这位继母叫黄莲舫，比陈聘之小十多岁。王明这位贫家出身的继母劳动一生，为人老实，心宽体壮，无文化，对王明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因为王明自1925年后再没有回过家乡，直到1938年在武汉才与继母黄莲舫见面。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比较注重阶级成分，强调对一个人家庭出身的考察。 “文化大革命”中，像王明这样的 “机会主义的头子”，自然被划入地主家庭出身。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十次路线斗争学习资料》等书刊杂志中，都宣称“王明家庭出身地主”，有的甚至说“他出身大地主家庭”。

“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版的有关书刊，其中包括台湾的一些书刊，有的称王明家庭出身是“破落小地主”，有的称“富裕农民家庭”，有的认为是“小商人家庭。”

王明家庭是城镇居民，从未从事过农业生产，更无一寸土地，根本不会是什么“地主家庭”。王明家庭也谈不上是什么“富裕农民家庭”。王明说：“我家贫无立锥土”。他们家无房无地无财产，凡知情者都异口同声说：“他们家很穷”，甚至穷到揭不开锅，借米，借钱，靠别人接济而生活的程度。王明的同乡同学桂尊秋证实说：“他们家有时穷的没米吃。我记得曾向我家借过米。陈绍禹在三农时曾没钱交学费。”乡亲朱少轩也证实说：“陈家穷的难以维持生活，就靠齐寡妇接济。”王明家境贫寒，陈聘之常忙碌一年，到头来却负债累累，愁的过不了年，经常在年关前几天离家躲账。只得由王明与姐姐、妹妹替父亲“挡账”。

王明曾写诗回忆苦度年关的情景：

富户家家乐，穷人个个愁；

何时天下变，不再过年愁。

把王明家庭说成是“小商人家庭”，略近实际情况，但实际上也是不确切的。

王明祖父陈亨锡，曾和五家亲戚合伙开过一个小香铺，是一个既制做又出售的铺子。王明父亲陈聘之从胡家店子的“陈庆号”学徒期满后，就进入这个小香铺当了店员。陈亨锡死后不久，小香铺就关闭了。小香铺是陈亨锡入的伙，是六家合伙办的，陈亨锡死后有五个儿子，能分到陈聘之名下的只不过是1/6中的1/5。何况小香铺经营无利，办的时间不长就只好关闭了。陈聘之在小香铺中基本上是一位店员。

在20年代，陈聘之四家在金家寨合伙开办过一个“陈隆昌”山货行。这个“陈隆昌”山货行不同于一般商店，它没有多少资本，自己也不出售什么货物，主要是靠佣金收入和拿手续费为计。“陈隆昌”山货行属于小货栈性质。合伙开办“陈隆昌”山货行的是陈国栋、陈家富、陈聘之、尹成桥四家。其中陈国栋和陈家富出房出钱出东西，但不参加劳动与经营活动，是股东性质。陈聘之和尹成桥出的是劳动力，既参加劳动又参加经营。陈聘之有文化，就负责记账和经营铺面。尹成桥年轻又无文化，就负责跑外的业务联络。虽然“陈隆昌”山货行是四家合办，但实际上各自所处地位却不相同。陈聘之可以说是一位写写算算的脑力劳动者。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后，陈聘之先后任赤色互经会主任、专用公司经理、运输公司经理等职，成为革命干部。红军走后，他又回到金家寨，为维持生活，曾开过糕饼店，自做自卖，小本经营，以后又当了几年乡村教师。

陈聘之一生没有固定职业，当过革命干部和乡村教师，做过小生意，有时也失业在家。但他主要职业是当乡村教师，前后有一二十年以教书为生。他虽然做过几次小生意，但多是与人合伙开的，自己无多少资本，并且都是以劳动为主。因此，土地改革时，王明的家庭成分未定为“小商人”，而是定为贫民。

由于土改定成分的档案资料，县和村均没有保留下来，所以土改时担任王明家乡村长的刘世香的回忆，就成了确定王明家庭出身的重要材料。

刘世香回忆说：“金家寨只有一条街，分为上码头和下码头。陈绍禹家住下码头。土改时，我们是金寨一区城关老成街，还有一条新街。我是村长，他家定为贫民。”

把王明家定为贫民成分，符合王明家的实际情况，也反映了当时王明家乡乡亲们的看法。王明家乡的知情者桂仙武回忆说：“他家那时不是农业人口，在街上做小生意，但没有资本，靠拿佣金生活，只能算一个贫民。”朱少轩也说：他家是“贫民一类。”

根据1950年8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来看，王明家庭也应属于贫民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