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进入维经斯基和马林的视野

远东大会后，青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成员达林，因受参加远东大会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邀请，被青年共产国际派遣到中国，参加定于1922年5月5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就便联络孙中山。1922年4月，达林抵达北京。当时由巴意开斯率领的第一个苏俄外交使团正在北京与中国政府就关系正常化进行谈判。巴意开斯得知达林将南下到孙中山政府管辖范围的基地广州，便委任达林为苏俄正式全权代表，与孙中山谈判，给他的任务是：

同孙中山建立直接联系；弄清楚孙中山的国内外政策；他对苏俄的态度；他的近期计划，以及作为积极因素的国民党在广州政府的政策制定中的所起的作用。

1922年4月6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又是巴意开斯外交使团的顾问）在北京给拉狄克写信说：

前几天，达林来到我这里，讨论因北方出现的局面而形成的新形势。我们决定把基地迁到南方广州，那里可以以半合法的形式广泛开展工作。

望您筹措经费，我给达林弄到6000墨西哥元借款，他已携款由我们两名久经考验、忠实可靠的优秀中共党员陪同去南方了。

对于信中所说的“两名久经考验、忠实可靠的优秀中共党员”，本则史料的第3条注释说“指陪同达林去南方的中共党员张太雷和瞿秋白”。这显然是一个误释。

达林的中国之行是1922年4月初到北京,直到8月回莫斯科。达林在他的《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的确回忆了他与张太雷和瞿秋白一起怎样去广州，经过了哪些城市，开展哪些工作，有声有色。如达林回忆：他接受任务后，从北京动身，经天津、浦口，到上海。见到陈独秀，“就向他讲了行将与孙中山进行的会谈并要求指派共产党员参加，他们表面上可充任我的翻译。为此，党的中央局委派了张太雷和瞿秋白”。“在上海的一个公园里，我和筹备召集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的组织处成员进行了会晤。我们讨论了组织代表大会的主要问题并商定去广州。决定由我和张太雷、瞿秋白三人组成的委员会拟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和章程草案。其中我代表青年共产国际，张太雷代表筹备代表大会的组织处，而瞿秋白则代表共产党”。接着他们从海路前往广州。4月19日这天刚好在汕头。达林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肯定呢？因为这天正好是他20岁生日。据达林回忆，他们在汕头不仅一起拜访了国民党党部，而且还一起拟定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当全部团纲、团章和各种决议草案终于准备好了的时候，他们高兴得唱起了《国际歌》。达林记得他是用俄文，瞿秋白是用中文，而张太雷则是用英文唱的。接着，他们一行离开汕头，乘船经香港到广州。5月1日，在广州他们主持召开了全国劳动代表大会，5月5日，他们主持召开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到5月10日闭幕。此外，他们还与孙中山进行了接触。6月15日，陈炯明发动广州叛乱时，达林一行正在广州。8月份，达林回到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