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达林的回忆，瞿秋白从4月到8月份应在中国。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前面已经说过，2月2日,远东大会刚刚结束,瞿秋白因病再次住进高山疗养院，直到4月中旬才出院。在达林衔命离开北京去广州时（1922年4月上中旬），瞿秋白重病初愈，刚从莫斯科高山疗养院出来。出院后,瞿秋白马上就投入到新闻报道工作之中。《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告诉我们，在达林一行活动于中国南方等地的同时，他在莫斯科同一时间写下了十几篇文章。他于4月19日写完《赤俄之第四年》后，又于4月21日在莫斯科撰写《第九次全俄苏维埃大会》一文。4月22日，他在撰写完《一九二二年西欧与苏维埃俄罗斯——俄国经济改造之新生气象》一文后，又记下了写作时间和地点：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莫斯科。4月22日，他还写了《全俄共产党第十一次大会》一文，文末瞿秋白又作了一个说明：“记者此篇记载极略。因关于新经济政策的统计材料，须待慢慢整理，另述专篇，这不过一大概的日报上的记载而已。”这说明该文是瞿秋白在莫斯科翻阅当地报纸而写成的。5月12日和19日，瞿秋白在莫斯科接连撰写《莫斯科传来日诺亚会议情形》。6月8日，瞿秋白在莫斯科又撰写《日诺亚会议后中俄外交》、《苏维埃俄罗斯之立法》两文。6月15日，也就是达林一行在广州遇上陈炯明叛乱的日子，瞿秋白在莫斯科撰写了《世界劳工之统一战线与莫斯科》一文，在文尾瞿秋白又记下了写作时间和地点：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  莫斯科。6月26日，他撰写了《反对社会革命的社会革命党》。6月27日、7月3日，他撰写了《知识阶级与劳农国家》。7月10日，他撰写了《海牙会议与俄罗斯》。7月17日，他撰写了《欧俄新订之劳工保险法》。7月31日，他撰写了《海牙会议后欧俄经济之前途》。

这么不厌其烦地列举瞿秋白所写文章的篇目和时间，就是想说明在1922年4月到7月底，瞿秋白不可能回国陪同达林到广州。

那么，误释是怎么产生的呢？答案就是这条注释来自于达林的《中国回忆录（1921-1927）》。而这本回忆录是1975年由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的。1975年距离史实发生的1922年，已经很遥远了。在事情过去50多年后再回想当时的情况，难免有误。

但是，达林记忆中的错误从另一方面说明，瞿秋白当时在共产国际人员中是有影响的。事实上，瞿秋白对苏俄革命与建设事业及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强烈向往和热爱，加上他所具备的能说会写的俄语能力，使他很快成为一个受俄共（布）和共产国际欢迎的中国人。在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内，能够熟练地进行俄——中文翻译的人才实在不多，张太雷虽然在共产国际工作，但他使用的语言是英语。因此，在苏俄的经历，良好的语言条件，特别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价值观，瞿秋白受到了俄共和共产国际的重视。

1922年12月中旬，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主任维经斯基，提出关于远东部机构的组织、义务划分、支出概算等方面的改革措施。他建议，为了更详细地了解东方国家的现状、政治经济状况的特点和年轻的共产党组织，共产国际远东部应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设局。1923年1月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局采纳了维经斯基的建议，决定成立共产国际东方部符拉迪沃斯托克局（该机构又被称为共产国际海参崴局、共产国际远东局等）。维经斯基提出这一建议时，与当时正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陈独秀商量，要调瞿秋白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参加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工作。维经斯基认为，瞿秋白是一位“通晓俄语的好同志”，希望他同远东局一起为中国东北和苏俄沿海省份工作，因为那里有两万多华工。在维经斯基看来，会俄汉两种语言的瞿秋白在共产国际海参崴局工作是合适不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