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认为，中国无产阶级还“不是一支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这十分正确。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弱小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无疑在于，一方面组织和教育劳动群众，一方面扩大和推动民族革命向前发展。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深信不疑，但是，如果我们能在民族运动中组成强有力的劳动群众的左翼，保持党的独立性，我们就不用害怕会在“资产阶级民主中溶化”。因为无产阶级自然是唯一彻底的革命力量，只有它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他们将集中和积蓄自己的力量，这种力量将保证他们达到最后目的——共产主义的胜利，只有通过积极参加民族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才能保证他们取得这一胜利；他们从这一斗争中才能变得更坚强、更自觉和更有战斗力。

然而大家都明白，在目前的中国，仅仅靠如此薄弱的无产阶级，尤其是靠上几十名共产党员，是无法完成民族革命的的。需要一个坚强的群众性的民族政党。中国唯一重大的政治集团是国民党。这个政党也是从宗法制环境中产生的，因此可以理解，它成立之初就由对革命抱有浪漫主义理解的知识分子组成，过去采取过，现在有时还采取带有冒险性质的军事行动。它是脱离人民群众的。但是，它适应中国的实际，还是逐渐为自己争得了威望和人民的同情。因此，它吸引了不少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甚至工人，至今仍保持着自己的革命纲领。它现在开始寻找人民的支持，并试图较接近群众。不能忽视这个党，反对它的斗争是没有意义的，而让对它听之任之也就等于有意识地削弱民族革命运动。因此中国共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六月十日至十九日）通过的提纲指出，共产党有必要担负起改组国民党的任务，以补充劳动人民成分，来扩充国民党，巩固它的革命立场，并以此加强共产党对它的影响。所有这一切应当与工会的和我们党的组织工作同时进行。

但是，在代表大会上发现，所谓的“左派共产党员”反对这个策略。这些同志本身动摇得很厉害，他们忽而担心被“资产阶级民主溶化”，主张只有国民党有影响的地方才可以支持它，而没有影响的地方，不必帮助它发展；忽而又认为，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在“纯粹”共产主义的旗号下党不能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政党，建议将共产党改称为“工人党”。幸好这一错误的方针被代表大会大多数人否决了。

中国共产党还很年轻，不能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这是不可避免的。希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能给它指出更正确的道路，希望苏俄给予中国民族运动以更大的关注。（图22）

瞿秋白这封信从理论上论述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对马林的主张是极大的支持。瞿秋白对国共合作的积极态度和坚定立场无疑有利于国共两党刚刚形成的合作关系。从后来的发展事实看，党的三大实际上成了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迎接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历史性转折点。

5．马林意外成为瞿王爱情的牵线人

中共“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党内合作。共产国际的决议和马林的主张终于在中共党内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得到肯定和落实。但是怎样将文件的原则精神在具体实践中操作和运用，则有一大段的路程要走。马林的本意是想接着走下去的，谁知莫斯科中途走马换将，致使马林带着遗憾离开中国。接替他来华开展工作的是来自莫斯科的另一个代表，他叫鲍罗廷。

1935年8月，马林就1920—1923年的中国问题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教授伊罗生谈话时说：

在我知道越飞要离开、加拉罕和鲍罗廷到来之前，我被先后提议任驻广州领事和俄罗斯通讯社（1918—1934年，塔斯社的前身---引者注）记者，我拒绝了。后来，当我知道已作出上述人事变动的安排时，我就离开了。在哈尔滨遇到了正来华的鲍罗廷。

准备返回苏俄的马林与秘密潜入中国的鲍罗廷，1923年8月意外地在哈尔滨相遇，这个历史的巧合便成为莫斯科高层决策马走鲍来的历史性“交替”的标志。

马林在离开中国之前，再次表现出了他对瞿秋白的信任和赏识。1923年5月下旬，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许鸾致信马林，由于青年共产国际负责人达林不能来华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于是许鸾要马林作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参加这次大会。但是到8月，马林因要离开中国，为此8月6日马林亲自致信给许鸾，说自己要离开中国，他已委托瞿秋白代他作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参加8月间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并且他已将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详细报告交给了瞿秋白。于是，8月20日至25日，瞿秋白以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身份从上海前往南京，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如何贯彻落实党的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会议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同共产党员一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仍然应该保持独立、严密的组织，并同中国共产党的言论、行动保持一致。

常言道：有缘千里来相会。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瞿秋白经柯庆施和施存统介绍，认识了后来成为知名女作家的丁玲和不久后成为瞿秋白第一个妻子的王剑虹。丁玲和王剑虹当时正在南京平民女校读书。半个多世纪后，丁玲在她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一文中，对这次相遇和瞿秋白当时的风貌进行了非常形象和动人的描写：

一九二三年夏天，我们两人来到南京了。我们过着极度俭朴的生活。······他们带来了一个新朋友来，这个朋友瘦长个儿，戴一副散光眼镜，说一口南方官话，见面时话不多，但很机警，当可以说一两句俏皮话时，就不动声色地渲染几句，惹人高兴，用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地飘过来，我和剑虹都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这个人就是瞿秋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