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改组和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是当时海内外新闻舆论界最关注的敏感问题。各种猜测推论性的快讯不断出现，广州城内各种细微的新变化，都成为新闻舆情的热点。在这种情况下，鲍罗廷尽管十分繁忙，但有两件事情他没有也不敢忽略：一是与来广州开会的共产党人商谈如何把握这次大会的统一基调；二是必须在大会召开之前拿出“一大”宣言。这两点每一样都少不了瞿秋白的作用。

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夕，李大钊、张国焘离京赴粤途经上海时，陈独秀与他们举行了会谈，共同讨论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中共代表所应采取的态度。在会上陈独秀提议，由李大钊、张国焘前去广州同已在那里的谭平山、瞿秋白等组织一个指导小组，“指挥出席国民党大会的共产党员”。很显然，指导小组是为了统一思想，“实行内部压力的政策”而临时设立的。这一措施很有效，结果在国民党“一大”期间，中国共产党人代表都很“遵守纪律”。

国民党“一大”的最重要文件之一是“一大”宣言。经鲍罗廷安排，孙中山同意，瞿秋白与鲍罗廷、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一起组成宣言起草委员会。在这些成员中，胡汉民和汪精卫是早年随同孙中山在东京办报的笔杆子，廖仲恺则是筹划国民党改组的孙中山“第一助手”。瞿秋白能与他们一起参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起草工作，固然与鲍罗廷的安排有关，但他本人所具备的才华、能力和理论素养也是重要因素。鲍罗廷在给莫斯科或加拉罕的专题报告中，有较多的地方介绍了瞿秋白协助鲍罗廷等人起草国民党宣言一事。在1月14日至15日的讨论会上，鲍罗廷要求宣言应分为三个部分：1.对国民党过去错误的批判和对现有各种救国方案的分析；2.国民党总的立场，它对自己的原则的想法；3.国民党现在能立刻提出的建议。按照鲍的要求，委员会至少花费了15个小时的紧张商讨、研究和修改，最后定稿的宣言为三个部分：中国之现状、国民党之主义、国民党之政纲。正如鲍罗廷的报告所言：

在广州这里，由4人即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和我组成的委员会，在瞿秋白的参加下至少花费了15个小时。应该说，在这次讨论中至少应该指出两个主要方面：（1）一方面就连国民党左派对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也全然不了解，另一方面又在某种程度上真诚地希望了解；（2）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小资产阶级态度。

······

除了4点分歧以外，行动纲领已由委员会起草好，并有了中文本，瞿秋白同志把它从中文译成俄文和从俄文译成中文做了很多工作。

我们从鲍罗廷在当时留下的笔记和报告中可以看出，在这个过程中，当鲍罗廷同国民党的领导人胡汉民、张继和汪精卫等人的意识形态感觉格格不入而非常恼火又无可奈何的时候，当鲍罗廷觉得与国民党内那些身穿“康德的旧靴子和威尔逊主义破衣烂衫”的人，那些崇尚“罗庇斯俾尔美学”的人几乎无法共事的时候，是瞿秋白充当着他强有力的助手，使国民党“一大”的筹备和召开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1月18日，瞿秋白与鲍罗廷一起参加了出席国民党“一大”的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等20人召开的党团内部会议。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用鲍罗廷的话说是“自己人的会”。会议由鲍罗廷主持。会上，毛泽东就头天共产党人开会决定分成几个小组，而不是集中在一起出席全体会议的情况，向鲍罗廷作汇报和解释。鲍罗廷表示不理解，提出成立一个代表所有代表团的委员会。瞿秋白把大家的意见翻译给鲍罗廷听：

有些同志说，联席会议是技术性的更合适些，因为委员会本身就是各个代表团的联合会。另一些人说，委员会的所有委员都很忙，不可能跟在每一位代表后面通报其所需要的信息。所以除了这些会议之外，还可以组织专门的联席会议，然后由这些代表向自己的同志通报情况。

最后，鲍罗廷作了总结：

我支持除了委员会之外还要组织各代表团代表的联席会议的建议。现有5个代表团，就是说有5位代表和一个由3—4人组成的委员会。要分组，共分4个小组。

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高等师范礼堂隆重召开。这次会议开辟了中国国民运动的新纪元；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的标志。瞿秋白与毛泽东一起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