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五大后“都跟着鲍罗廷的路线跑了”

李立三在他的《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教训》一文中指出：

五次大会后的新中央，集合了党内各种不同意见的代表，但是旧的机会主义派，仍然是居于领导的地位，所谓反机会主义的分子，既然是十分软弱，且不久都跟着鲍罗廷的路线跑了，就是五次大会前反机会主义最坚决的秋白同志也是一样。

武汉国民政府进行的二期北伐本来在河南取得了胜利，但由于冯玉祥政治态度右转，受蒋介石拉拢，在武汉和南京之间搞妥协、调和，因此，进入5月中旬以后，武汉革命形势日益危急。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领导人却日益追随鲍罗廷的妥协让步路线。5月28日，罗易向莫斯科寄出长篇书面报告。他对鲍罗廷完全控制了中共中央表示不满。他写道：鲍罗廷

对共产党影响最大，因为他是莫斯科的代表，对同莫斯科的联系手段拥有垄断权。共产党人经常在正式会议上驳斥他的观点，但最终他总是能把他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八次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会议结束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5月30日给鲍罗廷、罗易、柳克斯（苏联驻汉口总领事普利切）三人发了一封内容激进的电报，通常被人们称为莫斯科“五月紧急指示” （电报6月1日到达武汉，又称“六一指示”）。其要点是在通过武汉国民政府，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土地革命；通过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武装党员群众，组建七万革命军队；组织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6月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又给鲍罗廷、罗易和中共中央发来4条补充指示，6月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再次电示鲍罗廷和陈独秀，指出：“阻止进行土地革命是犯罪行为，并会导致革命的毁灭。”

在接连收到莫斯科三封电报之后,6月7日，中共中央领导人以及鲍罗廷、罗易等召开联席会议，专门讨论“紧急指示”和补充指示。但是讨论结果是：衷心赞同指示，但未必能够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对五月紧急指示的消极态度同指示本身存在着自相矛盾有关。莫斯科既要求武装工农、开展土地革命、改组国民党中央，又要求这些都应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内、在国民党领导下进行。这就使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陷于两难的困境：要拉住已经日益右转的汪精卫集团，通过他们领导的武汉政府来进行土地革命、武装工农，显然难以做到；而要撇开武汉政府独立开展土地革命，组建革命武装，又必然会使已濒临解体的国共统一战线立即破裂。同时，在当时情况下，中共是否有力量改变国民党最高领导层的人员结构？是否有能力组织军事法庭来审判夏斗寅、许克祥等反动军官？是否有足够的武器把勇敢奋斗的工农群众武装起来？这些都是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由于“五月紧急指示”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所以中共中央大多数领导人，还有鲍罗廷等都认为难以执行。罗易虽然口头上强调应该执行，但实际上也提不出任何有实际意义的主意。

6月15日，根据政治局会议的讨论情况，瞿秋白起草了给共产国际的电报，陈独秀签发。电报指出：

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设法要建立民主专政，但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我们必须吸引住他们的左翼领导人，并达成一个共同的政纲。如果我们同他们分裂，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没收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土地政策没有废止，也没有禁止农民自己起来没收土地。我们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然后没收土地，并揭露言过其实的反动宣传，以中止军官和国民党左派间引起的恐慌，从而克服农民运动道路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