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和鲍罗廷拒绝执行莫斯科的紧急指示，使罗易大失所望。他想到了汪精卫。罗易与鲍罗廷、陈独秀等人分歧过多，话不投机，而汪精卫能说英、法两国语言，又长着一副诚恳的面孔，再加上满口慷慨激昂的革命言词，还经常不带翻译与罗易进行长谈，这些都使罗易深受迷惑，与汪私交甚好。为了获得汪精卫的信任，以便通过汪精卫和武汉国民党、国民政府来执行“五月紧急指示”，罗易把莫斯科的紧急指示私下拿给汪精卫看，并将电报副本送给汪，希望在汪精卫身上创造奇迹。但令罗易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行为恰好给汪精卫提供了一个“分共”的极好借口。6月6日，汪精卫等采取所谓“在夹攻中奋斗” 的反共反蒋策略，撇开共产党人，赶赴郑州与冯玉祥商谈反共反蒋问题。在反共问题上，双方意见一致，但在反蒋问题上有分歧。送走汪精卫等人后，冯玉祥赶到徐州与蒋介石会谈，决定蒋汪合作反苏反共，“礼送”鲍罗廷出境。冯玉祥的反动，彻底打破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共中央对他的幻想。接着，共产党人被迫离开冯军及其所管辖的地区。邓小平就是这批被“礼送出境”的人员之一。此后他辗转来到武汉，成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并参加了八七会议。后来毛泽东说：“谁促成同国民党的分裂？到头来还是罗易本人。”

尽管罗易一再为他的行为辩解，但6月23日，联共（布）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还是决定罗易因为违反纪律，召回莫斯科。同时，派遣罗米纳兹到中国。

此后主要是鲍罗廷的路线在指导中共中央，而中共中央在行动上甚至比鲍罗廷更右。正如瞿秋白在他撰写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关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

最高政策是谁在执行？一是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他是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及政府里的党团之实际领导者；一是国际代表鲁易；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独秀、和森、维汉、秋白、国焘、平山、兆征、立三、恩来······）。三个领导之中，鲍罗廷是有一定的路线——退却的路线，和缓土地革命；鲁易亦是有一定的路线——务必同着小资产阶级进攻；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实际上是没有一定的路线，因为它已经不能指挥群众，又因为它动摇于鲍、鲁之间，又因为它内部有许多模糊的不同的倾向，而不能一致，但实际上是倾向更右于鲍罗廷的占优势。

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联席会议，瞿秋白与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谭平山、周恩来、张太雷、任弼时和鲍罗廷、希塔罗夫等人参加，主要讨论共产国际再三要求的进行土地革命等指示。会议室里，陈独秀的烟头对着鲍罗廷的烟斗，吱吱作响，气氛沉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陈独秀对局势深表悲观，认为无论采取左、中、右的道路，都行不通。鲍罗廷表示要有条件地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此时的鲍罗廷已于6月17日被汪精卫政府解除了顾问之职，但他对外以“营救其尚被拘押在北京的夫人为理由”，声明不能立即离开中国；实则以莫斯科的代表地位继续留在武汉。1927年2月，鲍罗廷娜悄悄去上海，托人将他们的小儿子诺尔曼送回国去。不料在乘“列宁纪念号”轮船返汉途中，在南京浦口被军阀张宗昌部下所扣留，先是被软禁在济南，5月被押往京师警察厅审讯，7月12日被取保开释。此时正值6月下旬，鲍罗廷夫妇的命运难以预料，但是鲍罗廷仍然在指导中国革命。

鲍罗廷在发言中谈出了自己的一揽子计划，综合起来就是：土地革命不是没收土地而是分五个步骤进行；武装工农实际上不可能；国民党民主化要自下而上缓慢解决；不宣布退出政府但实际上并不工作。尽管会上有人对鲍罗廷的意见表示不理解或反对，但最终还是鲍罗廷的意见主宰着中共中央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