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不仅强调在中国要重视农民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重要作用，而且指出在整个东方国家开展农民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

农民的作用，不论在东方和殖民地国家，还是在欧亚国家，对将来的战争都是举足轻重的，······如果战争就是帝国主义之间争夺市场、争夺殖民地的斗争，那么殖民地和许多东方国家，即所谓农业国，恰恰就是原料产地。由于殖民地国家中的土地逐步兼并到地主和高利贷者手中，农民乃丧失土地，东方各国的土地问题就更加尖锐了。我们亲眼看到，印度和中国的土地问题是个中心课题，是目前时期革命的主要内容。

在这里，瞿秋白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即农民武装斗争的发动和发展，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重要途径。同时，他对那些忽视殖民地国家的农民土地革命和农民战争的“号称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批评。他指出，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农民战争不应该采取“叶公好龙”式的态度。他宣称：

如果认为，就整体说，一切殖民地都是农业国家和农民国家，那我们就应该知道，整个国际就要有一套对待殖民地农民的策略，而且仅仅从这一观点出发，就可以制订出东方革命运动的当前策略。

瞿秋白根据中国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一再强调，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积极参加国民革命并取得革命领导权，为民族的彻底解放创造条件。他说，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对于中国革命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必须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时，并不意味着我们自己就要变成民族资产阶级，当我们需要联合小资产阶级时，并不意味着我们自己在政治上要变成小资产阶级，当我们与农民中的大多数建立联盟时，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变成农民。他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很重要；无产阶级必须坚定地发动和依靠广大农民，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必须把小资产阶级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争取过来。

由于瞿秋白是八七会议至六大期间的中共主要负责人，因此在共产国际六大上从大会主席布哈林到各国代表的发言，凡是涉及中国问题，都与他有关，都能勾起他的回忆，令他想起作为中国革命航船舵手的日日夜夜。瞿秋白懂俄文又具理论素养，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因此在共产国际六大上，他成为众所瞩目的人物，是中共代表中的主要发言人。当时，一共有8位中共代表作了14次发言，而瞿秋白一人就讲了5次。8月23日，在第43次会议上，瞿秋白还代表亚洲和东方各国共产党起草和发表了《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声明》。从内容上看，这篇声明显然是适应当时莫斯科政治斗争形势而发表的，主要针对托洛茨基反对派。不管它是否出自瞿秋白的真实思想，但由他来代表东方各国共产党起草发表这样一份声明，说明他当时在共产国际舞台上还算是一个有影响的人。

9月1日，共产国际六大闭幕。瞿秋白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在执委会里又当选为主席团委员。9月5日，主席团会议产生了政治书记处，瞿秋白与布哈林、库西宁、莫洛托夫、皮亚特尼茨基等一起成为书记处成员。

5．棘手的“江浙同乡会”事件

在瞿秋白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期间，恐怕最令他难忘、对他后来生活影响最大的人和事，莫过于由中山大学开始的后来波及到整个留俄学生的“江浙同乡会”事件。

就在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召开会议处理中大冲突的2月27日这一天，向忠发和李震瀛同共产国际的索洛维约夫就中国留苏学生问题进行了例行谈话，他们向索洛维约夫反映了一些情况，其中包括不久后引起轩然大波的“江浙同乡会”问题。当天，索洛维约夫就给布哈林写信说：

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学院）高等院校中国学生当中，好像成立了什么带有暂时不十分清楚的互助目的的同乡会或其他这类联合组织。这个同乡会的成员经常会面和相互通信。据向说，参加同乡会的有：（托尔马乔夫学院）蒋介石的儿子、（国际列宁学校）纳利曼诺夫和丘贡诺夫。

向同志很想同您和斯大林同志谈谈这个问题和一些其他党内问题。

蒋介石的儿子即蒋经国，纳利曼诺夫即俞秀松，丘贡诺夫即周达文。向忠发是怎样知道这一情况的呢？原因是他参加完十月革命十周年庆祝活动后，在莫斯科期间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经常到中大、东大及莫斯科各军校了解中国学生的思想和学习情况。在与各校负责人座谈的过程中，向忠发首次得知留苏中国学生存在着严重的派别问题。不仅如此，他还从“一位中国同志”那里了解到：在留苏学生中有一个“江浙同乡会”，又叫“储金互助会”，有40多个参加者。这位中国同志叫郑家康，是苏联克格勃（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专门负责华人方面的情报侦察工作，其妻是中大学生。

向忠发得知这一情报后，一面密嘱郑家康进行秘密侦查，搜集证据，一面向联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汇报。那么这个引起向忠发高度关注的“江浙同乡会”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此，我们引用当时被打成“江浙同乡会”骨干分子的经济学家孙冶方1980年给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及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报告，来说明其由来：

在我们同期毕业的同学中，除了回国工作的以外，大部分升到别的学校学习，极少数的人留校工作，我和云泽（乌兰夫）同志以及一个后来成为托派分子的綦树功被派到东方大学当翻译。继续学习的学生只发给津贴，有些到军校学习的，按红军士兵待遇，津贴特别少。我们做翻译工作的拿工资，有近百卢布，生活较好。因此在暑假开学前，有几个去初级军校的同学提出，在星期天敲我的竹杠，叫我买肉买菜做中国饭吃。这天，除约好的几位军校的同学外，董亦湘也来了，军事学院的陈启礼、左权同志也来了，挤了一屋子的人，把同房间的乌兰夫同志都挤了出去。正当我们热热闹闹地做饭时，中大学生公社主任王长熙从窗外经过，听到里面说话的都是江浙人。因此回校后同别人讲起，某些人聚集在某人房间呱啦呱啦讲得很热闹，象开“江浙同乡会”似的（其实其中陈启礼、左权两同志是湖南人）。这话传到中大支部局中国同志那里，便添油加醋，说成董亦湘等在我房间里成立了“江浙同乡会”。